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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海外安全风险防控与社会责任管理

文|周章贵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

导读

海外安全风险防控要厘清以下关键问题:东道国各级政府部门对项目和人员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机构和人物;项目所在地主要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及其关键人物;项目可能导致的主要负面影响所涉及的脆弱人群及其关键代表

中资企业在非安全保障需要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同治理

中资企业在非安全风险需要识别内外部风险因素

寻求利益相关者协作推进安全防控与社会责任管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叠加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等多因素扰动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明显,世界经济呈现整体性放缓趋势。时至今日,触发世界经济发展下行的外部负面因素仍未改观,非洲地区安全形势则更加不容乐观。据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当前非洲多地安全形势严峻,已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仅萨赫勒地区就有创纪录的29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约53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所学校被迫关闭,160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恐怖主义对乍得、尼日尔、莫桑比克、刚果(金)等多地的威胁增大,并对非洲北部、西部、东部等多地区产生外溢效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营商环境受到一定影响。中资企业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坚力量,近年有多起在非中方派驻人员安全事件发生,引起我国政府与走出去企业的高度关注,中资机构和人员安全保障难题亟待现实破解。

 

中资企业在非安全保障需要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同治理

中资企业在非洲的安全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各异,各国安全环境也存在较大差距,无法一概而论,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总体上,中资企业及其人员在东道国的安全保障需要实施“一国一策”,甚至“一项目一策”,在维护主体上需要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区以及私营安保服务机构的共同协作。

首先,需要母国通过与东道国政府的积极协作,协商改善东道国制度政策、营商环境、安全保障等基础条件。近年中国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努力通过发展消除当地不稳定根源,同时积极应对各类安全威胁。中国将在未来3年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和平安全领域项目,落实对非盟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国家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开展中非维和部队联合训练、现场培训、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提升非洲国家整体安全环境。

其次,需要走出去中资企业承担主体责任提高自身境外可持续合规运营能力。中资企业作为项目和人员的主要管理和派出方,须遵循本国和东道国法律政策及相关国际规则和多/双边协议开展风险管控,尤其是提升企业治理的透明度并平衡承担境外运营中的社会责任。“谁派出,谁负责”是2005年9月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就已明确的基本原则,当前随着国家对于境外中资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的进一步完善,走出去中资企业加强海外高风险地区安全与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已成为核心工作之一。

再次,亟待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提升项目和派驻人员的安全防控水平。除了在非中资企业内控机制建设外,海外安全维护与东道国政府、公共安全部门、私营安保力量、当地社区等密切关联,需要多利益相关方协作提升共同治理能力。毕竟从境内转移到境外,海外安全风险的指涉对象、场域、风险因子都有了明显变化。海外安全的维护超越了国家行为体单一主体维护的边界,还涉及相关国际组织、次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以及私营军事安全机构等的参与协作。

 

中资企业在非安全风险需要识别内外部风险因素

中资企业在非投资经营面临各种挑战,但通过分析多起安全风险事件,其促发因子往往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东道国政府当局首要责任缺位引发的安全风险。东道国政府在为外来投资者和项目参与人员提供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承担首要责任,这是国际通行原则。但非洲大多数国家的行政资源和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权责和能力差异较大,与国内有明显区别。习惯于国内经营环境的中资企业初到非洲往往容易忽视,与东道国中央政府部门签署的相关协议未必能在项目点所在地方层级有效实施,由此引发的投资项目失败和安全风险事件较突出。在交往与协调方面,需要识别东道国政府的行政架构和不同层级的职责,尤其当公司在地方层面具体实施在国家层面达成的协议时,要防范国家当局与地方当局之间缺乏协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干扰事件发生。

第二,走出去企业治理透明度缺失引发的安全风险。非洲部分国家政府治理的透明度不高,中央到地方各层级行政体制中官员腐败屡见不鲜,总体营商环境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但非洲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相关法律等照搬英国、法国等原殖民时期宗主国遗产,法规文本形式框架较完善,对外国投资者及落地项目实施的企业治理透明度要求普遍较高。在治理与透明度方面,东道国政府可能在实践中有选择性地执行法律和政策,而当中资企业参与加强公共机构对接时,可能会被认为试图不当影响公正决策。另外,中资项目不时遭遇因前期与当地社区协商不足而导致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事件的发生,更有域外势力借非政府组织等平台操纵实施干扰项目顺利开展的抗议事件,致使中资企业负面舆情上升而影响在非可持续经营。

第三,当地社区对外来项目和人员信任度缺乏而引发的安全风险。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事项。由于中资企业较少自我宣传,东道国部分群体被西方舆论错误引导,认为中资企业更关注自身项目盈利或安全问题,而较少影响其政府通过项目对当地社会民生问题的切实解决。一些反华西方媒体及非政府组织更是炮制中资企业与东道国政府权力结构共谋攫取当地资源和公共利益的威胁言论,“中国资本陷阱”等负面舆情时有发生,促使当地社区对外来项目缺乏信任,公众参与度不高。部分项目实施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等福利输出一旦不能平衡实施,周边社区群体失落感和边缘化情绪就会高涨,容易引发安全风险。

 

寻求利益相关者协作推进安全防控与社会责任管理

利益相关者分析是用于识别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行为过程中上下游利益相关机构和人员,评估重大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境外经营战略影响的重要工具。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目的就是找出这些人或组织,制定沟通策略,从而使其利于项目的推进,并规避和减缓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威胁。聚焦到海外安全风险管理,开展利益相关方分析,就是通过尽职调查做好情况摸底工作,把东道国客观国情和法规政策环境、社会治安环境以及从事安全事务工作的主要参与方了解清楚。

第一,中资企业应促进与东道国政府和公共部门对接合作。企业应梳理掌握东道国公共资源对接的关键人联系信息,与负责安全和社会应急管理事务的东道国政府机构 (如贸易投资部、内政部、安全部等)建立联络机制。依靠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商协会的指导和协助下识别东道国政府及项目所在地主要利益相关方及其职责。积极向东道国当地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媒体等专业部门和专家寻求建议,识别关键问题和参与方,并厘清以下关键问题:1.东道国各级政府部门对项目和人员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机构和人物;2.项目所在地主要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及其关键人物;3.项目可能导致的主要负面影响所涉及的脆弱人群及其关键代表。

第二,中资企业应加强治理透明度建设提升海外经营合规性。科学评估东道国机构、法律框架和政治结构,应用PESTLES等宏观关键分析框架,即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环境和安全等因素开展多维度宏观分析,广泛掌握东道国和项目区域安保环境以及东道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在土地、环保、水资源利用、税收、劳动用工等领域的法规政策。增进公司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不定期邀请包括妇女、儿童或原住民等群体代表参加的项目对话会,宣传介绍公司治理透明度和ESG相关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公司网站(或项目网页)上醒目张贴国际、地区和国家 (东道国和母国) 关于反贿赂、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内部预防腐败的管理程序。

第三,中资企业应积极寻求项目经济利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平衡。在某些东道国治理能力弱、执行能力差的环境中,公司可能不得不考虑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而这些职责本应该由东道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的。中资企业可协商当地机构或委托第三方专业咨询机构开展社会经济基线研究和风险评估,分析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保护国民权利方面的能力和不足,并考虑与此相关的风险。发挥公司的召集能力,把政府代表和当地社区人员召集到一起,商讨确保政府提供服务的措施。与政府和当地社区结成三方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各方的角色和职责,但与各利益相关方建立关系时,应强调东道国政府在确保尊重法治、提供社会服务和发展地方经济上的核心作用,并促使当地利益相关方须从项目一开始就发挥主人翁意识。

第四,中资企业应注重海外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改变以往遇到争议不回答、不出面澄清、不接受采访的做法,主动利用媒体优势,通过政府网站、东道国语言网站、社交媒体平台,采用图片、视频等人性化的方式讲述海外投资ESG故事。有条件的中资企业应建立企业对外发言人机制,定期主动引导社会舆论方向,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关切问题。加强连续性海外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塑造企业负责任形象在利益相关方心中的积累,通过积极主动的信息披露和广泛、深入的宣传,彰显企业为当地创造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助力企业打造负责任的国际品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