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变革期下的中阿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2026年6月双方将在北京举行新一届中阿峰会。

当前，国际权力转移导致地缘政治矛盾日趋激化，世界进入变乱交织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调整。在此背景下，中东频频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与外溢，再到2026年美以伊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和能源供应危机，这一连串事态表明，中东地区不仅是地缘政治的“高压区”，也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与安全风险的“放大器”。正是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年代，中阿合作重要性日益凸显。它不再只是能源贸易与经贸往来的代名词，而正在成为实现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缩影和典范。在剧变世界中审视中阿合作，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对外战略的现实路径，也为观察全球秩序的瓦解与重构提供了重要窗口。

世界政治底层逻辑的转变：从“发展逻辑”到“安全逻辑”

冷战结束后至2010年代中期，世界总体处于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发展周期。以市场效率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不断深化，资本、技术与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增强。尽管这一阶段的国际政治并未完全摆脱冲突，但总体呈现出“发展优先”的特征。

一方面，全球化的联通格局构筑起深度互赖的市场体系。冷战结束后，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从1991年的8.5万亿美元，攀升至2015年的18.8万亿美元，二十余年间增长逾两倍。在此期间，资本跨境流动同步提速。以中国为例，2004年至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527亿美元激增至6091亿美元，增幅逾十倍，外商直接投资从不足3700亿美元扩至2.35万亿美元。这种双向流动的体量与波幅直观反映出全球要素配置效率的跃升。在产业层面，中国凭借充裕劳动力、改革开放红利以及入世带来的发展契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经济新中心。

这也反映出一种新现象：与前两次产业革命以“北—北”合作为主的产业转移不同，在当前这轮产业革命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成为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力军，并由此使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了向体系边缘地带的广泛延伸。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本质上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拓展，资本、技术、商品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流动。伴随这一进程，世界政治呈现出从“经济政治化”向“政治经济化”演进的显著特征，即制度性建设推动经济议题逐步占据国际政治议题的主流。1992年美国大选中，克林顿以“笨蛋，是经济”击败老布什。这一标志性事件反映出，当安全需求不再紧迫时，民众关切的重点便逐渐转向与自身福祉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这一转变体现在世界政治中，就是世界政治问题经济化趋势渐成主流，国家间博弈的重心从军事对抗转向制裁与反制裁、市场准入与规则制定等。在这一过程中，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框架通过非歧视原则与规则约束，有效对冲了政治分歧对贸易的扰动。APEC等区域合作平台依托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间的结构性互补，推动跨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使经济合作成为维系国家间关系的重要约束。可见，制度性框架的完善与遵从保障了“发展逻辑”成为这一时期世界政治运行的主动力。

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权力结构深刻调整，尤其是中美力量对比日趋转变，美国对中国政策日趋由合作为主转向竞争为主，由此使世界政治的底层逻辑开始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竞争者”，通过科技封锁、产业链重构、金融制裁等多种手段加紧遏制。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中性的经济工具被不断“武器化”，全球供应链、金融体系乃至技术标准都日益嵌入地缘政治博弈之中。2018年，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贸易战”，以“301调查”为名加征高额关税，随后又将华为、中芯国际等数百家中国企业与科研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以法律手段切断技术供给，这标志着“相互依存武器化”时代正式开启。此后，俄乌冲突将这一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上万项制裁，从冻结金融资产到切断融资渠道，将原本服务于效率的金融网络与贸易链条悉数转化为地缘打击的工具。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开始突破拜登时期的“小多边”框架，实施无差别的“全球关税”，从原材料到高新制成品，从传统盟友到战略对手，无一幸免。2025年1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将贸易、产业、供应链与关键技术等明确为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柱，同时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权，彰显出掠夺性与收缩性并存的单边主义霸权特质。

与此同时，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极限施压、对格陵兰的主权觊觎，以及在对伊朗作战问题上展示出对现行国际法与主权原则的公然漠视，显示出一种从规则主导到力量主导，从多边框架到单边胁迫的秩序性重塑。实质上，美国的战略转型表明，世界政治中的“发展优先”时代已让位于“安全优先”的新周期。换言之，世界政治不再单纯追求成本最优，而更强调“可控性”“可靠性”与“去风险化”。

实际上，全球化并未终结，但其形态正在发生转变，正从以发展与效率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全球化”，转向更加注重安全与韧性的“新型全球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政治风险显著上升，这客观上削弱了全球经济合作的稳定性，为跨区域合作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基于此，经济全球化呈现出若干新特征。一方面，全球产业链由“极致分工”走向“适度冗余”，企业与国家在追求成本效率的同时，更加重视风险分散与替代能力建设；另一方面，经济规则与制度安排仍将呈现出“阵营化”与“圈层化”趋势，不同国家围绕技术标准、贸易规则与投资审查等构建各自的合作网络，全球经济由此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层整合”。

与此同时，金融、科技与资源等原本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日益被赋予战略工具属性，相互依存关系从“稳定器”转变为“博弈资源”。然而，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走向一种彻底断裂。相反，在安全逻辑上升的背景下，各国仍需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既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又难以完全摆脱相互依存所带来的效率收益。因此，“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动向更可能呈现为一种“有界限的开放”状态，即在关键领域趋于收缩与重构，在非敏感领域维持甚至深化合作。而这便预示着全球化将以更加复杂乃至动荡的方式持续演进。

从“和解潮”到“动荡潮”：中东地区的结构性困境加剧

如果说全球层面的变化体现为“动荡变革期”的来临，中东地区就是这一变革的典型缩影。近年来，中东一度出现“和解潮”，如卡塔尔外交危机的解决、沙特与伊朗两国复交等，地区国家正试图通过外交协调缓和矛盾，由此不断为和平创造空间。然而，这一正向趋势在新一轮持续冲突周期中迅速逆转。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暴力逻辑迅速抬头。其中加沙地带冲突已造成数万人伤亡，并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冲突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地区安全困境呈现出明显的逐级强化特征。随后，2025年6月以伊之间爆发的“十二日战争”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态势；而2026年2月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全面战争，则标志着中东局势进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动荡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丛林法则”式的安全逻辑在中东政治中表现得愈发突出。安全困境加剧，战略互信缺失，使得国家行为趋于短期化与对抗化，地区秩序呈现碎片化趋势。大国博弈与地区代理人相互交织，内外势力的深度介入使中东难以形成正向且稳定的安全与发展秩序，和平日渐成为奢侈品。中东地区日趋陷入结构性困境。

其一，巴以冲突复杂难解。巴以问题是中东的老大难问题。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区进行残酷报复，由此使加沙地区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截至2026年4月，加沙地区已造成逾7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大规模人员伤亡与流离失所、教育体系全面中断、劳动力参与率断崖式下滑，叠加资本加速外逃，使巴勒斯坦经济遭遇极其严重的衰退：2024年GDP整体萎缩27%，其中加沙地区经济几近停滞，降幅达83%，约旦河西岸亦收缩17%。失业率在加沙高达80%，西岸则升至29%，物价一度同比上涨238%，部分食品价格飙升百倍。与此同时，重建需求总额高达532亿美元，远超战前年GDP规模；财政赤字扩大至GDP的9.5%，公共部门运转高度依赖借贷与拖欠维持。这场冲突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不仅造成当下的经济崩溃，更通过摧毁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体系，将恢复的可能性推至代际维度。

其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连锁效应。2026 年 2 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为回应美以持续的军事打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事实性封锁，以此将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作为报复手段与战略博弈筹码。和平时期，每日约2000万桶原油依赖这条狭窄水道运输，而替代路线的综合容量仅为350万～550万桶/日。这意味着，一旦霍尔木兹海峡中断，全球海运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此外，经海峡运输、约占全球 LNG 贸易总量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也将面临中断风险，且缺乏现实可行的替代运输通道。而随着海峡被封控，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严重震荡，国际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海湾地区是全球重要的尿素与氮肥出口中心，而相关生产高度依赖天然气供应，因此海峡封锁还将对全球化肥供应链造成显著冲击，并进一步影响粮食安全。这场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还传导至主要经济体：日本约九成石油进口依赖中东地区；印度约40%左右的天然气进口依赖卡塔尔；欧盟在俄乌冲突后调整能源进口结构，逐步增加了自海湾国家进口的 LNG。由此，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正演化为全球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等跨领域的系统性危机。

在2026年美以伊战争持续升级背景下，中东投资活动显著收缩，企业预期趋于保守，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降，区域营商环境明显恶化。随着冲突拖延，中东及周边地区的风险溢价显著上升，投资者纷纷抛售风险资产，技术、矿业等高风险板块遭遇资金流出，市场情绪明显转向避险。能源价格飙升与供应链扰动进一步加大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了营商环境的不稳定性，跨国企业纷纷推迟或重新评估在中东的直接投资布局。相关评级报告指出，若局势持续恶化，海湾地区银行面临高达3070亿美元的存款流失风险。总之，地缘政治紧张的外溢效应正通过资本、市场与财政等渠道深度绑定，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自我强化的系统性风险结构，并持续削弱地区发展能力与长期稳定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海湾国家因境内部署美军基地，反而成为冲突外溢的首要承受者。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不仅向以色列和美军设施发动反击，还对包括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和沙特等海湾国家目标实施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些打击涉及美军及盟军在区域的军事基地和设施。而且，随着局势恶化，伊朗在自身能源基础设施遭袭后展开对等还击，由此将战火扩展至海湾国家的炼油厂、天然气加工站等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例如，沙特阿美拉斯塔努拉炼油厂在无人机袭击后被迫临时停产，而卡塔尔与阿联酋的能源加工设施也面临安全威胁。这表明，冲突外溢效应已经突破军事攻防，直接冲击地区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

这一现实客观上削弱了依赖外军基地获得安全保障的边际收益。一方面，固定的外部军事部署在精确打击时代变得愈发脆弱，传统防护屏障被突破；另一方面，依附外部力量也使相关国家被动卷入本不直接参与的冲突动态之中，承担更高的溢出风险与战略成本。

可以预见，相关地区国家将因此不得不重新评估单一依赖外部军事保障的战略模式，思考更具自主性、综合性和区域协同的安全路径选择。随着冲突延长及外溢风险扩大，海湾国家逐渐寻求替代性的安全方案，以减少对外部力量的全面依赖并增强自身的危机应对能力。然而，这一转型绝非易事。当暴力逻辑取代外交协调，当安全考量压倒发展优先，地区秩序便不可避免地滑向碎片化与对抗化的深渊。从“和解潮”到“动荡潮”，中东经历的不仅是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更是一整套发展逻辑的结构性崩塌。

不确定性世界中的确定性：中阿合作的战略价值

在全球与地区双重动荡背景下，中阿合作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它不仅是一种面向经济与能源领域的经济合作关系，更是一种在不确定世界中提供稳定预期的制度性关系。

首先，中阿关系是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处的政治典范。从政治角度看，中阿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地缘政治矛盾与历史冲突，双方在主权、安全与发展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开启了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正式交往的序幕。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奠定了中阿“特殊友好传统”的基石。这一历史积淀造就了中阿关系中独特的“低政治摩擦”特征，这使得双方合作不易受到外部政治因素的干扰，为长期稳定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中阿政治互信持续深化。2024年，中国已同14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阿盟外长理事会连续44次通过涉华友好决议。这一系列制度化的政治安排，为双方长期稳定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尤为关键的是，在2023年以来的巴以冲突周期中，中国的外交斡旋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早在2023年10月，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访问沙特时，明确表达“唯有尽快停火止战，推动局势降温，才能给政治解决创造必要条件”，强调在“两国方案”基础上重启和谈是打破冲突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参与磋商，与广大阿拉伯国家保持立场高度一致：推动停火止战、反对伤害平民、支持“两国方案”、呼吁召开更具权威的国际和会。进入2026年，随着美以与伊朗冲突升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同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会谈时重申，“这场战争本不该发生，更没必要再打下去”，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奔走斡旋。这种在危机时刻的持续外交投入，使中国成为阿拉伯国家眼中“可依靠、可信赖的真正朋友”。

其次，中阿合作是经济互利的合作典范。从经济角度看，中阿经济合作的历史是一部从单向能源进口走向双向深度耦合的演进史。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时，双方贸易额仅为367亿美元，且以能源贸易为主导。二十年后，这一数字跃升至2024年的4074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保持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但更深刻的变化在于合作结构本身。从传统领域看，能源合作已从简单的贸易关系升级为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占进口总量比重长期保持在50%左右，但合作早已超越这一传统贸易，延伸至勘探、开采、炼化、储运等全链条。中沙延布炼厂年加工能力2000万吨，成为中阿能源合作的标杆。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正在加速布局中国下游市场，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总投资420.7亿元人民币，是福建与阿拉伯国家最大的合作项目。从新兴领域看，中阿合作正在向高科技与绿色产业拓展。在航天领域，中阿北斗合作论坛机制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个海外中心落户突尼斯；2018年沙特成像仪搭载中国卫星发射，实现了阿拉伯国家首次成功探月。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电建总承包的卡塔尔阿尔卡萨800兆瓦光伏电站为世界杯提供绿色电力；中国企业与沙特合作建设的红海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实现了可再生能源与海水淡化以及废水处理的集成。在数字经济领域，华为正在阿尔及利亚建设国家数字服务中心，中国在硬件、软件方面的出口已带动双边贸易增长和技术转让。更值得关注的是投资格局的质变。中阿双向直接投资存量从2012年的约100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逾270亿美元，增长近两倍。投资结构也从传统基建逐步转向汽车制造、数字技术、现代农业和可再生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江淮、奇瑞、吉利等中国企业已计划在阿拉伯国家开展本地化生产。这种结构性互补，不仅提升了合作效率，更增强了合作应对风险的韧性。

第三，中阿合作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以发展促安全”的实践路径。对于长期陷入冲突循环的中东地区而言，单纯依赖安全手段难以实现持久稳定，唯有通过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与提升国家能力，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安全困境。在这一意义上，中阿合作不仅是经济合作，更是一种治理理念的实践，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就业与产业升级，通过技术转移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贸易投资形成利益交融格局。可见，这是一种以“发展红利”趋向“和平空间”的路径。其核心在于，承认经济发展本身即是安全的基础，而非安全之后的附属品。这不同于以军事同盟、军事部署与外部干预为主要手段的安全实现路径，而是强调通过发展合作缓解地区对抗与安全困境。
在实践层面，“以发展促安全”的路径正体现为中阿合作的制度化建设下的互利合作。2022年12月首届中阿峰会召开，习近平主席提出推进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涵盖卫生健康、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绿色创新等八个领域。2024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即更富活力的创新驱动格局、更具规模的投资金融格局、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格局、更为平衡的经贸互惠格局、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在机制建设层面，中阿合作形成了多层次、多平台、多主体的立体化格局。2024年部长级会议通过《2024年至2026年行动执行计划》，规划了未来两年在政治、经贸、投资、金融、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人文交流等各领域的合作路径。在务实成果层面，中阿合作正在从“项目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2025年第七届中阿博览会发布了《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2024年度报告》《中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500项》等多项成果，举办了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医疗健康等经贸对接活动40多场次。而在2026年，第二届中阿峰会将在中国举办，这将进一步发挥峰会对双方全方位合作的战略引领作用。正如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主任所评价：“阿中经贸合作成果的背后，是政治互信铸就的基石、文化共鸣培育的土壤，以及经济互补激发的动能”。

当前全球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终结，而是孕育着新的发展形态。更加注重发展包容性与安全统筹性的“新型全球化”，正在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新的空间。中阿合作正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其经验对于推动构建更加均衡、可持续的国际合作体系具有示范意义。首先，中阿合作体现了一种务实主义的开放态度。在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阿双方不追求脱钩式的“去全球化”，而是根据各自的发展阶段与安全需求，在关键领域注重风险防控与自主可控，在非敏感领域维持甚至深化合作。这种既不完全封闭又不无条件开放的态度，为“全球南方”国家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其次，中阿合作在产业链重构中扮演了“稳定器”角色。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阿贸易稳健增长为双方提供了可预期的外部市场空间。这表明，在全球化的转型期，中阿合作正在形成一种“增量式”的发展模式。再次，中阿合作展现了另一种国际关系的可能性。当一些大国将经济工具转化为地缘博弈武器，将贸易与金融链条作为施压手段之时，中阿合作依然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例如，中国对包括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内的非洲建交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的举措，与某些国家动辄加征“全球关税”的单边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总之，这种合作模式，为构建更加均衡、更具韧性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了有益探索。

结语

随着国际格局持续演变，中阿合作将在动荡世界中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为区域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当前中东局势反复动荡，客观上强化了地区国家“向东看”的动力。这种“向东看”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合作伙伴多元化，更是战略层面的发展范式转型。实际上，阿拉伯国家正在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汲取经验。双方在发展理念上的靠近，使中阿合作进入了发展经验共享、发展路径共建的新阶段。在安全理念上，阿拉伯国家日益重视发展与安全的内在统一。长期的冲突经历使地区国家认识到，外部军事保障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才是持久安全的根基。这种理念转变，使中阿合作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安全治理领域，为探索地区安全新路径提供了可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方愿同阿方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紧密协作，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随着2026年第二届中阿峰会的召开，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将进一步跑出加速度，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为区域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