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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去”是境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吴白乙

文/ 本刊记者 张梅

        在35年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全球接受外国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大国,而开始在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历史还不足20年。2003年前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0%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中国香港)地区,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占14%。2012年,拉美仍是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前3甲。事实说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启程赴拉美4国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据信此访将进一步提升中拉整体合作水平。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吴白乙。

       走“近”拉美

       《中国投资》:吴老师,中拉关系发展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然而,由于相距遥远、语言差异和信息相对不够充分等原因,人们对此仍了解有限。您能否为我们概括一下中拉经济合作现状,特别是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基本评价?

       吴白乙:先说数字,2001年中拉贸易额只有149亿美元,2010年达1830.67亿美元,2013年再创纪录,达26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官方统计,2000年初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只有10亿美元,到2012年年底已达682亿美元。不用我多说,读者会明白,贸易、投资的爆炸式倍增背后是中拉各自比较优势结合的结果,是二者基于市场经济关系深入互动、达成双赢的结果。

       进一步说到对拉投资,我的第一个看法,中资增速很快,但是从规模、领域、质量等方面来比,我们与发达国家、许多顶级跨国公司之间的差距还很大仍处在初级阶段。但是这个初级阶段和最初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时相比,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实现了走近拉美。这个“近”是来之不易的,地理、心理上的跨越,加上初期懵懵懂懂所付的“学费”换得今天中国资本走向更多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引用元帅诗人陈毅的话叫“创业艰难百战多”是不过分的。我想强调的是,对拉投资下一步要实现的核心目标就是真正要走进拉美。所谓“走进”指的不再是一般的地理、领域的拓展、覆盖,而是要对对象国经济、社会、制度、环境,包括人文特性要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进而有更长远、更有序的规划。这也是更深刻的市场经济规律使然。换句话说,无论是国家对外合作战略、国内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还是整个国际体系内部正在发生的实力、影响乃至权力再分配的必然性,还有从基于可持续增长的全球生产贸易价值链中比较优势不断转换的客观要求,这些因素都将驱使并决定中国要有更大、更新、更强的投入。辩证地讲,它肯定既有好的一面,也必然需要及时地正视与总结前一时期不足来达到新的平衡。平衡总是相对的、动态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不平衡中调整来满足事物发展的需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反思前一段对拉投资的缺失就十分必要。

       第二,从接受方来说,拉美国家对于中国投资的需要是长远的,不会因为双方自身的某一些政策调整而发生逆转。在国内,我们常被人问到,如果巴西,或委内瑞拉,或阿根廷政府换了,发生社会动乱,投资就会中断,我的回答往往是“长期地看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我们和发展中经济之间具有一条强劲的、具有互补特征的共同利益纽带,我们继续需要人家的市场、资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人家也需要我们的市场、资金、技术和商品。最近的中拉经贸流量出现十几年来第一次近乎“原地踏步”的现象,原因在于我方加大调结构力度,对铁、铜等矿产品的进口需求下来了,前面说的那种倍增效应开始出现疲弱。我们谈改革常用“倒逼”这个提法,其实中拉高速发展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带来了一些综合症,也倒逼着拉美国家考虑其自身的调整。所谓综合症,起因是中拉前一时期对不平衡、不全面且快速成长的贸易、投资关系的非对称性依赖,它已经造成双方无论在体量上,还是比较优势上,差异越来越大。虽然拉美国家通过出口大量低附加值的资源和能源产品而获益,但它们很担心会因此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缺乏增长后劲,学术上管这个现象叫“资源诅咒”。从世界发展趋势出发,拉美国家也希望能够向高端跃进。在这方面,许多拉美国家是有教训的,由于盲从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其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都出现过失误,几次试图调整都未能成功。除了历史原因,全球化背景下激烈的国际竞争客观现实也确实让它们感到以初级产品换中国的工业制成品这样一种贸易结构越来越不可持续。作为权宜之计,人家用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来抵抗你,这就是所谓“南南合作”关系当中的一个新的挑战。无论是在拉美、在亚洲、还是在非洲都是同样的,只不过它的程度、强度、互动的密度有差别而已。2013年,我们在研究中提出,中国经贸关系以贸易为主的原有格局会发生一个很微妙的质变,也就是说我们势将采取一种“双头鹰”的战略,从单纯的贸易、占领市场份额、基于商品价值规律做简单的物物交换,变成贸易和投资并重。经济学原理本来没有那么深奥,贸易进行不下去了,企业家自然就会想办法避开贸易壁垒,直接投资就是办法之一。利用其国内的规则,拉动其国内需求,包括就业,他就难以再拒绝你。中拉作为经济伙伴,下一步就是这样一种密切互动的过程,我们调整会刺激人家的调整,人家的调整也会进一步迫使我们调整。所以,贸易一大块,我们要考虑增加进口,这不仅符合自身拉动内需的要求,也符合对方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投资这一块,拉美对外投资能力有限,对华投资既分散,又弱小,相比之下中国对拉投资增速会加快,这是符合中国经济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的。

       认识拉美特性

       《中国投资》:您提到的对外投资“新时段”,对拉投资和贸易“双头鹰”战略等概念都很有新意。请您着重谈谈未来对拉投资从宏观、中观甚至微观层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吴白乙:我还是顺着前面的思路继续说吧。第三,往下走,能否真正走进拉美,而且做大做强,需要决策者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认识拉美对象国的特性,因地制宜,全面、科学地做好投资规划。在前一时期,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不仅起点低,规模有限,而且存在无序竞争,用国内的规则、概念和方式去开拓国外的市场,特别是在拉美国家引起一些负面效应,这点特别需要我们在下一个投资周期给予高度重视。

       譬如,很多人错以为拉美和非洲都是发展中经济,投资拉美可以参照投资非洲的模式。拉美确实也是发展中经济体集聚之地,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了拉美各国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与我们合作的许多国家,其人均GDP在世界排名都远在中国之上。拉美独立二百多年,开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比中国早一百多年,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包括治理体系的建立都远远早于非洲和中国,他们的法律制度与西方非常接近,法治意识是很早启蒙的。在今天的投资合作背景下,把我们在亚洲、非洲的某些做法照搬到拉美就行不通。特别突出的就是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方面,我们遇到非常强的制度制约。我们的企业看重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和能源、农业资源等,但可能在决策时考虑环境、生态及相关的法律风险不够充分。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安第斯国家,环境保护执行非常之严格,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一切外国投资。环境保护政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杠杆,主动权掌握在人家手里,不高兴的时候就要重罚,就要提高标的,让你补交这个款、那个款,外国公司进来了,出都不好出去,使得你原来的风险和效益评估基本失效。

       此外,我们的企业还不太了解人家的政治体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普遍进入民主政体,好处是不像非洲、亚洲的某些国家那样,弄不好就政变,发生战争,但是民主政体内部决策制衡很厉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上令下行,拉美社会组织、土著人群体的力量也挺大,对国家对外合作的大项目并非都那么买账。加上我们的企业不太会做公共关系工作,甚至做了不少民生上的好事,尽到一定的社会责任,却不太为人所知。总地来说,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前期在没有做好homework的情况下,“走出去”就显得幼稚了一点,冒进了一点。这也和我们“走出去”企业的体制有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确立这个战略后,许多大型国企就一窝蜂走出去,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到那儿去,但对“那儿是什么”,“到那儿去以后怎么办,怎么立得住,并且可持续地赚钱”似乎没有想透。我的一个老同事最近给我推荐了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耐人寻味:“相较于西方,中国在拉美只是一个新来者”。仔细想想,西方人在拉美都经营了几百年,在那里奠定了相当深厚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语言上也没什么大的障碍,对他们的优势、历史教训,我们都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是凭着资本优势、国家的鼓励政策和想当然的冲动走近拉美,确实有点“傻小子”的味道。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不管自身的实力、国际影响力发生什么变化,作为新来者,我们必须更加谦虚好学,着眼长远,着眼共赢,用大量的时间去认知和适应拉美对象国复杂的国情,制定科学、平等、可持续的对拉投资规划,探索一条真正超越老殖民主义传统的合作之道,这样才能确保企业“走出去”获得更大的成功。

       引领方向,塑造氛围,推动投资

       《中国投资》:最后一个问题,未来中国对拉投资的趋势性特点会是什么?

       吴白乙:中拉贸易和投资关系进入下一个时期,终究要受大环境影响。最根本的是受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搞量化宽松,一时间拉美都成了热钱的目的地,现在美国要退出量化宽松,拉美国家的持续高增长现象就成了昨日黄花。这些都说明包括拉美国家在内,发展中经济的外源性、脆弱性依然突出,所以大家都认识到必须加紧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增强内需拉动力,同时还要加快改革,改善对外资的吸引力和消化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未来拉美对中国投资需求将会是全面升高的。无论是基础设施领域,还是实业,特别是具有填补产业空白或促进升级换代的技术、设备等,中国对拉投资都将大有可为。

       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要利用国内产业结构的契机,力争把符合人家需要的一批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这篇文章要做好,需要国内政策的改革和配套,也需要中拉双方的有效配合;其次,要用好三中全会决定出台的政策,鼓励多种经济主体走进拉美。当然,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无论在信息获取,还是信贷扶持方面要真正获得与那些国企开拓者相等的地位和能力,都需要时间。但它们触角更灵敏,决策和行动更灵活,走向拉美民生领域的潜力更大。相应地,它们也更需要政策引导和相关的咨询支持。最后也是很重要的,高层领导对中拉关系的重视和亲力亲为也将为对拉投资起到关键作用。现在,中拉之间高层交往十分密切,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领导人直接关心这方面的谋篇布局,一可引领重要方向,二可塑造有利氛围,三可推动投资项目的落实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