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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70亿人的现代化模式 百年变局的破与立


探寻70亿人的现代化模式

百年变局的破与立

文|杨海霞 本刊记者

  导 读 

对话嘉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王湘穗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杜春国
中石油海外油气业务专家 刘贵洲
科大讯飞智慧城市BG副总裁 童剑军

如何理解百年变局

百年变局的破与立

中美脱钩的风险与应对

   战略选择:首先做好经济工作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在重大国际事件此起彼伏之际,2019年7月26日,《中国投资》邀请著名战略专家、多年从事海外投资工作的央企领导、科技创新型企业管理者,进行专题对话,探讨百年变局的内涵与外延,共同把握世界格局发展趋势走向,为投资者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

如何理解百年变局

《中国投资》:习总书记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请各位老师谈一谈,你们是怎么理解百年变局当下的现实,和它未来的趋势走向?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王湘穗:我觉得百年变局就是在以百年为尺度的时间里面,没有见这么大的变化,或者这个变化在以百年为尺度的时间里面都很大。

关于百年究竟发生什么变化,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视角看,一个是从美国视角,一个是中国视角。从美国视角看,20世纪曾经被说成是“美国世纪”,从1890年左右开始美国在工业上超过了英国,到了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这时算起美国“起高楼,宴宾客”,都是在这100年之间发生的。这对于它来讲是百年之变,百年之前它兴起了,百年之后它落下去了。

另外一个维度是中国,中国在20世纪积贫积弱,但是到了21世纪初中国已经崛起了,这也是百年级的变化。这两个国家两个百年级的变化对于整个世界的力量格局、未来世界的走向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观察可能更容易理解。

杜春国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杜春国:我从企业及我个人学习的感受来谈,我对于百年变局的理解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之变。中国这100年来,从半封建、半殖民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达到美国经济的67%之多,这绝对是经济上的大变。

第二是政治之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理论创新,对中国100多年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行了凝练和提升,这种思想是从来没有如此系统化提出的,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它将指导我们今天到本世纪中叶,乃至到未来。

再有科学技术之变。过去100年以来,世界走到了第四代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方兴未艾,全面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种经济技术之变带来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是文明冲突之变。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但过去我们妄自菲薄,不敢提。现在习近平同志提出“四个自信”,其中的文化自信就是对我们文化、文明的自信。

百年变局来了,怎么办,从走出去企业所遭遇的事件来看,对于应对百年之变局,就是“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是应对百年变局我们的信心所在和我们重要的支撑。在这“四个自信”支持下去完善我们应对的举措,包括我们的机制、体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刚才说了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方面我们在海外做项目,很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国家跟我们相差太远了,怎么不能自信呢。理论自信,我们的理论来自于马克思,为什么在中国得到了实践,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刘贵洲 中石油海外油气业务专家

刘贵洲:你们提出了我想提的问题。我一直也在思考,百年变局的说法总得有现象来支撑。受两位专家启发,我从微观角度,从现象来探讨这个问题。我感觉到中国人其实很多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大变局。

2007年的时候,中石油在广西建设千万吨大炼油厂,我们邀请了英国公司参与我们的工程管理,一天我跟中层干部中的一位英国绅士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开始他对中国很不友好,趾高气扬。但是拉近了距离之后,他说,你们中国马上要超过美国,我说那不可能。其实当时不但我心里没做好准备,整个国人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我说你觉得多少年,他说5年之内,我说完全不可能,他说10年,我说10年也不可能,现在看来,15年到20年基本可以。我们在走向世界中央的过程中,一开始自己不知道,外国人一比较就出来了。

我的一位同事跟苏丹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一起聊天时,我们说我们中国发展得有多好,苏丹人问有我们喀土穆好吗。我的同事都不好说什么,就安排他们去看看北京、上海,他们都吓一大跳,这哪里只比喀土穆好,这跟纽约没什么两样。

这些都是量变的过程,实际上,要说百年之大变局,那意味着达到了质变的临界点,质变的过程才叫大变局。如果从这个方向上考虑,方方面面都该面临着质的变化才对。

童剑军  科大讯飞智慧城市BG副总裁

童剑军:我之前没有仔细思考过百年变局是什么样的意思,今天听听各位专家说的,我感觉应该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从中华民族自身来说,百年变局实际上在这100年之内,起点是被欺负,终点是跨入下一个100年也许我们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从世界的角度来说,不用往前看单就这100年之内,它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就是从原来的霸权主义,到必然会进化到竞合共存的关系,这是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百年甚至百年之前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的世界格局。

至于如何进入到这样一个世界格局,我们先是从摆脱列强欺侮,到政治上解放,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从经济上来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仍然还是属于尾随、配合或者说作为世界加工厂之类的追赶角色。在这种角色下,因为受到要快速提升生活水平的压力和动力,以至于忽略了一些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东西。而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回头看毛主席的一句话,“让他们封锁吧,封锁几十年,我们什么都有了”,也许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未来一段时间又会回到这样一种思维上面,也就是要经历从“你要欺负我”、“我什么都有”、到最后“我不怕你”的阶段。这是我的一些小的认识。

百年变局的破与立

《中国投资》:既然是变局,落到具体的变化中就是破和立的问题。怎么来看具体破的是什么,立的是什么,会有哪些标志性的变化,这个变局以后的格局会是怎么样的?

王湘穗:百年变局较早提出来是梁启超、李鸿章他们这些人,习主席提百年变局,差不多正好过了100年时间,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了。

关于破与立,首先要看现在的大格局是什么。应该说现在还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体系,破,就是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体系正在以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积累的模式向美国集中的最大化积累模式走下去,他们自己内部矛盾很多,这是99%和1%的矛盾。在这个体系内,恐怕打破一个霸权又是另一个霸权。而这次的破,不是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而是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走向终结。

立,是什么呢,我们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区域共同体,或者“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多的合作,就像刚刚讲的竞合共存,谁也别想把谁给灭了——以前他们确实会把落后者给灭掉、中心永远占据中心、边缘永远处在边缘。所以,这个百年变局很大的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边缘地带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往中心走,立的就是这个。

杜春国:我同意王老师的观点,我理解破,其实改革就是破,新的理论体系的提出就是立。举个简单的例子,从我们主要矛盾来讲,过去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生活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现在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就是破和立的关系,把过去的优化完善就是破,提出新的主要矛盾就是立。包括我们的发展目标,过去我们从吃饱、穿暖,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这也是破与立的关系。破百年之变局,即有实际的破,又有理念的破,理念就是发展理念,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的五个要素的提出就是立,过去我们就是重视GDP,其他的几乎提的不多。我认为破和立在今天就是第三个主题,改革与创新是我们永恒的主题,也是应对百年之变局破与立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是我对破与立的理解。

刘贵洲:立,下一步很有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哲学和思想引领世界的阶段,美国、西方人崇尚的是一种立强,中国崇尚的是扶弱,中国人在国内扶弱,习主席最关心这些弱势群体,希望带着大家共同富裕;在世界上也一样,我们广交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欠发达国家,以“一带一路”倡议,尽可能地帮助、带领志同道合的多数国家一起共富。这种思想慢慢地就会被全世界所接受。西方人的恃强凌弱的时代可能该过去了,不断地抹黑、丑化中国的时代也该过去了。

童剑军:刚刚我提到世界格局,从霸权主义到竞合共存的变化,竞争合作然后共存,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一个典型的思维就是平等的思维,有很多小的场景体现了这种思维。比如中国之前有祠堂、族长,实际上决策的时候往往是族长带着一帮人共同商量决策,不是他一个人拍板。再比如部队,国外可能就是司令一个人决策,中国的司令旁边还有政委,两边是平等的,大家一起商量着来。换句话说,中国人从根子上说比较能够接受几个人共同商量事情,这就带来一种可能性,这个平等也许就是未来整个世界的形态,就是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核心,但是这两个核心是共同存在,互相之间是竞争合作,所以有一句话我不太接受叫做我们什么时候超过美国,我觉得站在一起并排也就够了,超过的话,又变成一家独大了,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能够有底气跟它站在一块,跟他们是平等的地位,那我们还缺什么?其中科技的关键和基础底子要打起来,在封闭的、受封锁的情况下过几十年我们什么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立”,通过
“立”最终达到一个平等的状态,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从投资的角度,从国家制度的角度制定很多的体系加强这一块。

中美脱钩的风险与应对

《中国投资》:在我们看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破”肯定是必然发生的,目前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中美的冲突,那么中美脱钩未来长远的可能性怎样,以及应对这个事情我们中国应该做哪些事情?

王湘穗:短期会很痛苦,打断骨头连着筋,从产业、国家,甚至每个个体都会感受到中美脱钩的痛苦,因此非常困难,似乎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感受到了。但是从大势来讲,你想跟美国真正实现平等,真正让“一带一路”建设起来,中国就要成为一个核心,你这个核心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支撑的,这个产业链体系以前是垂直分工,美国在高端,我们在中低端,还有人在更低端,现在就要从高端一直做到低端,从基础资源一直到低端都要做。

从长期看,脱钩是难免的,现在我们要避免过急的推动这件事,避免把它政治化和把它作为一个产业现象,因为这涉及到平均利润率的问题,比如芯片可以挣这么多的钱,代工就挣相对比较少的钱,我们下游企业挣更少的钱,那么很显然大家都想要往高处走,产业升级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美国人再反对我们的制造业升级,中国也是会产业升级的,这就是一个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如果按照基本经济规律走,不会那么痛苦。现在更多的他们是把一些政治的、国家竞争的问题带入到这里面去,使大家变得比较痛苦。从长期趋势看,我觉得不可避免做好这个准备,系好安全带,准备撞车。

《中国投资》:您认为在脱钩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预先设想的话,会发生哪些重大的风险?

王湘穗:比如技术卡脖子问题,从现在看似乎无处不“脖子”。我们就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脖子,只有几个少数领域没有脖子,比如航天,航天为什么没卡脖子?因为从一开始别人就卡你,就没有进入他们那个体系。我们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哪怕个子小,但是它也是一个完整体系。

按照原来的分工体系,我们就处在腰上,但是现在突然进入到这种要脱钩的情况,他们就是利用这种产业优势,来对你进行打击和压制,就跟日本欺负韩国一样。美国也是,要迫使我们就范,这个不是经济行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竞争,或者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竞争、战略博弈的行为。

那么这样回头看,我们在原有的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下的整体的产业生态都是不安全的,所以说全身都是脖子,就是一蚯蚓,躺在地上,不是一个脊椎动物,虽然块头非常的大,但仍是一个巨大的蚯蚓。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蚯蚓重新变为脊椎动物,这个产业生态的重构是非常困难的,要有时间、要下决心、要讲很多的技巧、要研究、要做这件事。

那么,最要避免的是什么?防止跟美国“硬”脱钩,这就是贸易战。像英国的硬脱欧那种情况的话,会造成两个国家或者整个经济体系进入无序混乱,甚至政治都会卷到里面去,从冷战一直到热战——这是需要避免的。

希望能够有序的走,大家都看到大趋势,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个恐怕是一个大趋势,但是美国你就别急着打我们,打我们也不会趴下,中国还是要“缓”,然后“熬”,就是基本战略。为什么要“熬”呢?这个过程应该很痛苦。总之我觉得可能就是要防止战略冒进,不要把“厉害了我的国”作为战略,作为战略你就会吃大亏,就会有问题。

《中国投资》:从更长的尺度来看的话,百年变局只是个开头,后面还有500年大变局?

王湘穗:过去我讲的这500年是什么意思呢,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概念,是美国的学者沃勒斯坦提出的,他就认为从15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资本开始扩张,通过500年时间把世界全部都囊括在里面。后面这100年是美国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这100年体系看来是要瓦解了。而500年体系恐怕也得瓦解,就是资本主义最大化积累模式也会瓦解——沃勒斯坦今年86岁,他说他死之前就能看到。

这是500年变局。后面是什么?我觉得后面真可能是多样化的世界,共同体的世界。这个看起来不那么意识形态,甚至超出主权国家,因为主权国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起来,也是几百年的政治运作的结果,到最后都会有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安全上提共同的安全,然后在发展上要共同的发展,都是有一种共同的意思,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让利,我们让渡一些权利,甚至让渡一部分利益,杜总他们这些海外发展的企业就知道,我们没有像西方公司那样竭泽而渔,中国公司是有社会责任的,是希望当地都发展起来的;中国也很明白,你发展起来作为市场,你就能支撑我企业的长期发展,这就进入一种良性循环,这叫什么?模式不一样,道路不一样。

西方就想把这一块往意识形态上引,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往生活方式上引,说你日子不好过,你那个日子就是有利于富人的少数人过的日子,我们这个模式是属于面对70亿人的现代化的模式,70亿人的全球化模式,而不是为你OECD10亿人的,更不是为你美国3亿人的,或者美国3亿人中间的那300万人的,或者200多万、100多万富人的——这就是大的不同。

《中国投资》:那么这个痛苦的、熬的过程会是多长时间?

王湘穗:我觉得不会特别长。大概的时间在2035年前后。为什么是这样?好像美国和日本是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不希望被超越。日本被我们超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在日本的1.5倍左右的时候,它就摆正位置了,谁胳膊粗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我胳膊粗我不欺负你,我们就是好好相处的关系。但是在这之前,日本的态度是不管你欺负不欺负我,我都不舒服。美国现在就处在这种情况,实际上真正要算的话,我们虽然说是美国经济总量的67%,但他主要是服务业方面的,干货还真不见得比咱们中国强,可中国自己也别吹牛,是要上税的。我看了大量的国际报告,都肯定到2035中国GDP大概是美国1.5倍。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美国就会接受现实,他就不会动不动来打你。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就像一个年老的奥运会拳击冠军,他跟中国30岁小伙子打,他老觉得自己奥运会冠军有优势,而中国人一般不回手,他不知道一个道理,叫“拳怕少壮”,中国的发展很快,中国要真回手推你一下,可能就把你推开了。

到了2035年,他基本上就明白了,此时差距又拉开了,他会发现这个可以平等的接受了。

我跟美国的专家探讨的时候,我问他们,习主席讲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平等对话这些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对吗?他说,没什么不对。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接受?他说我们不习惯接受,我们定义中美关系可以,由其他国家来定义这从来没有过,要定义就是我们定义——这就是当老大当惯了。美国的战略选择从来都是一个基本战略原则:相信实力不相信意图。我们再说我们没有挑战你的意图,他们也不相信。

所以为什么百年大变局的格局的根是力量,这种变化他们已经感受到,所以说不舒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么大一个力量怎么使,我觉得大家都得学习,都得适应。

战略选择:首先做好经济工作

《中国投资》:如您刚才所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怎么使的问题,包括主动和被动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

王湘穗:现在看中美双方基本的战略选择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一般喜欢说我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事,我们就不怕。美国也一样,看美国竞选的民意调查中,中美贸易战大概排在第17位,中美关系都没有进入他们国内议程的前列,十名都排不到,反而是移民问题、就业问题、税收问题、医疗问题这些。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各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各自回去,别老想着这种摩擦,各有各的难处,大家各人孩子各自抱走,然后我们两边稍微疏离一点。

《中国投资》:那做好自己的事情里头,您认为有些什么特别重要的方面?

王湘穗:要论优先级,肯定是先把经济工作做好,小平同志一直讲,要把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作为一个指标,不要老觉得经济发展速度下来是合理的,要想一想为什么要下来,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把它推上去。要是国家投资不搞了,光凭着消费就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吗?中国人喜欢存钱,还没有到了拼命喜欢花钱的那种程度。所以说,还是要靠我们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来做。也有的人讲说过去成功的经验不可持续,怎么叫不可持续?持续了这么多年,说不定往下去也可持续。而且在一定经济速度下,解决遗留的问题总是好解决。比如说企业的人员分流,大部分都是在景气周期进行的,从这个企业到那个企业,都还好办;要是经济都不行了,企业的人员分流,都要吃福利,那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经济抓好,一定要保持速度。我们是有空间保持速度的,比如,我们有10亿人的城市化的问题。

我们现在老说什么新常态,包括供给侧,我都觉得都有点问题。我们有大量需求。我们还有10亿没到中产,把10亿的都变为中产了,消费市场得有多大?那就是三个美国。那就是王天下,不是霸天下,人人都觉得中国好,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了。

编辑 | 杨海霞

设计 | 李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