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发展的深刻背景与展望——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

9月27日，《中国投资》杂志专访北航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详解“双循环格局”的提出背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等问题。

双循环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中国投资》：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提出“双循环”的国际背景？

王湘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高潮时期，中国以“两头在外大循环”发展模式为基本战略，资源与市场均来自海外，加入到世界全球化体系之中。

全球化趋势自那时起经历了两轮逆转。第一轮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时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金融危机使我们意识到，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不仅有一定困难，而且不够安全。通过近些年的战略调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有所降低。第二轮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不仅自身要与中国经济脱钩，还企图联合盟友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意图改变原有世界产业链。这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又造成了一种新的冲击。 

今年在世界市场普遍不好的大趋势下，累加疫情因素，这就使得过度，或完全依赖于国际循环的经济难以为继。我认为这就是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外部背景。除了外部因素外，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14亿的内部市场也在不断扩大，这就为实现“双循环”提供了内部可能性。

国际经济形势与大国竞争关系共同导致外部市场收缩，同时国内环境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中央适时地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是一种审时度势的选择，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 

“双循环”的目标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但转变需要时间，存在由事实上的国际循环为主，逐步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的过程。最初恐怕还要依托甚至积极开拓原有的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等国际循环市场。

《中国投资》：根据您的观察与思考，您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局势会发生哪些变化？

王湘穗：全球整体的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发生着方向性变化。一方面，在疫情冲击下，各国意识到不能过度依赖于远离于本国的产业链，否则产业链一旦断裂存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可能。另一方面，根据长期经济发展的要求，产业链也存在向周边国家甚至向国内转变的基本趋势。

在我看来，未来世界上可能会形成若干个“双循环”的圈。如果说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是一个统一主导的“全球大循环”，那么现在正在出现多个既依赖于本国市场，又需要国外市场的“双循环”。不仅是中国，美国、欧洲同样存在这种趋势。在我看来，未来会形成三个并行的“双循环”经济体系。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包括周边国家市场的经济循环体系。就空间分布而言包括东盟，东北亚等国家；根据产业结构分布来看还包括俄罗斯、中亚、南亚比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另外也包括可为提供中国基础资源的中东采油国，据此形成亚太经济循环。这种循环既是国内的又是国际的。“双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圈，只是在圈中的结构比重不同。其中60%-70%是以国内贸易产业来配套，剩余的30%-40%在全球产业配套，全球配套产业中主要部分来自周边国家，小部分来自欧美国家。美国则是将北美、墨西哥和加拿大作为一个经济循环圈。欧洲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将中东欧，以及北非等相对临近地区作为经济循环圈。 

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三个并行的“双循环”经济体系。三个圈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内循环，同时也会有经济、技术、人文上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相对较少，并不紧密，不会形成非常紧密的产业链衔接，并行体系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平等。

《中国投资》：全球经济体系由统一“美式全球化”变为“多体系运行”，从币缘角度观察，金融体系如何演化？

王湘穗：全球化体系的核心是美元体系。目前来看，世界金融框架仍然是以美元体系为主，美元体系可称为一个“1”，但是这种情况与目前的经济格局是不太匹配的。

部分美国政客还有把美元体系武器化的动向，以从自己把控的美元体系中谋取更多利益。利用金融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完成长臂管辖，以达成政治性的目标。例如美国此前对俄罗斯、伊朗都实行过金融制裁。实际上，“武器化”倾向使得美元体系承担了它所不应该承担的东西。“武器化”的后果是导致美元体系瓦解，由“1”变“多”。例如亚太地区进行深度整合，只有完成区域货币体系重建，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经济体系重构。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对应的货币体系支撑。欧洲已经配套欧元体制，而亚洲要么寄托于人民币，要么与其他国家货币共同采取一种加权式的货币体系。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贸易结构或者贸易量来考量结算方式。 

区域货币体系建立的时间实际上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不把美元体系“武器化”，那么区域货币体系会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逐步完成。比如人民币在亚洲大量进行贸易结算，甚至也可以作为一定的储备货币，比例逐年逐步提高，直至区域货币体系“瓜熟蒂落”。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极力打压人民币的国际化，打压则会加快区域货币体系建立。各国会出于“长痛不如短痛”的心理，希望尽早断开美元体系，避免其发挥作用。

企业风险防范规避

王湘穗：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原有的法规秩序、市场秩序都在不断调整之中。以美国的经济行为为例，美国在原有确定的市场行为上加入了所谓“国家安全”的因素，并且该因素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判断标准的主观性。是否对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依赖于对方的主观判断。所谓的“合规”问题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某种客观性的衡量尺度，而变成了一种主观性尺度。

再如，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零部件的购买，虽然是霸道行径，但仍是在美国主权框架下可以理解的行为。而现在有些限制条令超出了原有框架的理解范围。美国如今不仅限制华为获得由美国公司生产的芯片，而且还限制华为获得所有利用美国知识产权、应用美国零部件生产的产品。这早已超出市场行为的范畴，而是由国家介入的对某一企业的经济封锁行为。这种情形恐怕任何企业都难以单独应对。 

这种不确定性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之前会长期存在，企业需要加强对于整体经济大环境与总趋势的判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于企业来讲，两国关系的变化对于企业的影响是既定的不确定性。企业无法改变环境，但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明智的决策。企业要时刻注意规则的改变。“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企业尽量不要主动以出现类似情形的国家作为投资市场，应该在中国影响力相对较大，经济秩序更加稳健的地区与国家展开贸易活动，侧重于在周边国家或者本土市场下功夫。
从经济趋势的角度来看原有的全球化体系，就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发生在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全体“高歌猛进”的阶段。而国家之间存在普遍竞争的局面，才是世界历史的常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不是一种常态，而目前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状态才是真正的常态。

其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看世界，权力是不确定的，世界各国处于一个丛林式社会之中。原来的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的“美式全球化”，而特朗普上台后，他认为“美式全球化”体系给美国带来的问题，远大于收益。其中代表性问题就是美国本土就业的不断流失，这极大地影响了有政治选票的普通就业者，而他们会通过政治选举投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官员。换句话说，没有就业，就没有选票。而增加就业就意味着要打破原有的产业链。这也体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复杂互动关系，因此美国要改变这种体系。当主导者决意改变此种体系，其他人在没有建立新的经济体系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稳定全球化体系，就存在一厢情愿的成分。我们必然要面临原有体制解体后带来的混乱，这种混乱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甚至还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等方面。 

企业对于世界经济趋势改变的判断至少应从中长期考量出发。这种混乱将一直延续，直到世界上几个主导的国家，建立起相对比较稳定的周边经济体系。比如美国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北美体系，甚至跨大西洋体系。欧洲、亚太地区分别进行深度整合。当各个局部都相对稳定，领导各个体系的国家、地区之间通过相互制约协商，才逐步达成全球体系稳定。 

达成稳定的关键在于建立大国之间的共识，只有建立政治共识，才能建立新的制度框架。例如二战之后，罗斯福在建立新一轮美国主导秩序之时，在金融上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货币-美元-黄金模式解决了货币体系问题，建立关贸体系（WTO），解决国际贸易管理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是在于共识的消解。美国认为WTO体制过于偏袒发展中国家，不再向裁判法庭派就任法官，使其事实上停摆。世界卫生组织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当支撑原有体系平稳运行的四梁八柱开始解体，原有的经济体系就难以为继。 

企业确实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把握全球经济趋势。“双循环”是在全球经济变化已经出现明显趋势时的一项战略决策。企业应主动在“双循环”战略下指导企业发展。

未来混合战争形式解析

王湘穗：战争是随时都有的，局部地区发生战争的情况一直存在。我们所担心的恐怕是大国之间的战争，更具体的讲，是中美之间会不会发展到大规模热战。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低。按照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集中体现，是政治的继续。同时战争也存在经济利益的算计，需要计算收益成本。发动战争仅仅是为了互相毁灭，显然是不划算的。如果中美发生全面战争，两个核国家直接导致双方毁灭。从国家理性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任何一方都不会选择这种结果。这就基本框定了中美冲突的范围。大国之间很难发生全面的大战，但局部的军事冲突，个别的擦枪走火是可能存在的。双方能够较快实现危机风险管控，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大格局。

企业进行经济决策时无须过多考虑战争因素。而且现在的战争较过去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二战时期的战争，更多是大兵团作战，职业军队之间相互厮杀，体现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近年来，虽然局部发生过类似两次海湾战争的情况，这些战争都有一个明显特点：高科技+局部战争。军事往往是作为一种撬动资本流、进而赢得国家利益的杠杆，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毁灭性的工具来使用。

从现在的军事技术角度来说，战争拥有的破坏力、杀伤力远远超过了需求，和以前杀伤力不足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也制约了各国对于战争工具的应用。 

在我看来，以后的战争包括正在发生的战争往往都是一些带有“溃疡面性”的战争。
在关键节点上，用军事杠杆进行破坏，不造成致命打击，但有一定制约作用。比如白俄罗斯事件，乌克兰事件，都有类似的特点。军事作为手段之一，综合金融、科技、经济等手段共同发力。未来的战争极有可能是混合战争模式，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军事力度未必很强，但可以收到较好的经济收益。混合战争模式下也会出现“杀伤”，但并不以“杀伤”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扰乱行为改变对手国家正常的经济运行。所以我认为现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金融领域制裁导致的类似于战争级别的破坏。

“一带一路”与“双循环”的表里衔接

《中国投资》：您如何看待“双循环”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关系？”的

王湘穗：实际上，“双循环”和“一带一路”具有互为表里的衔接关系。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意在形成“环联亚欧，连接非洲泛亚经济区，把欧亚大陆作为“一带一路”的范围，而这也是我们实行经济双循环的主要区域。

而在某种程度上“双循环”中的外循环以及大量内循环，都在此范围之中。“带路”是范围，而“双循环”是其内在的机理。“一带一路”并不仅仅意味着物理联通，更是要与沿路沿带国家形成经济融合，实现“六通六联”，而“通联”的结果就是实现经济大“循环”。

编辑 | 栾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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