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经济理论的创新。不少人讨论社会主义用在哪里、市场经济用在哪里。我是先看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不同，然后在其中找线索。

效率与公平

市场经济是为满足消费需求，计划经济是为满足人民需要。市场经济里的生产者只考虑市场上的供求情况，无视社会分配。社会分配的不公是留给“政府”去处理，也就是通过政府（以整个社会的资源）去填补生产者逐利而导致的社会不均。由于生产与社会分配是脱节的，经济“效率”（以生产者的逐利效率来衡量）与社会“公平”（以社会安宁为标志）也是脱节的。长久以来，政府（主要是指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好像能够“成功”地维持社会的表面安宁，这就使生产者从“无意”的忽略公平演变到“有意”的剥削弱小。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政府不约束逐利，但会为社会不均“补鑊”）的必然后果。它的可持续性现今是备受质疑。相反来说，“计划”经济的重心在“民生”，生产是为了“经世济民”（经营世界、济民于水火），它的内在逻辑和理想状态都是效率（经世）公平（济民）并重的。它的挑战是它的主观成分（对人民真正需要的掌握）和灵活程度（对生产资源的调配）。但这些是操作技术的问题，不是内部逻辑的问题。

灵活与稳定

在市场经济里，个别生产者按他的敏锐性、判断力和资源、财力去对市场的供求信息作出反应。一般来说，短期内是价格的升降，长期间是供应的增减。由于这些都关系到生产者的存亡，所以他的反应必须快速。但同时，快速的反映也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这产生一个怪异的相连现象：供求信息虽是清晰，但同时带来供求关系变化幅度加大，频率加速。对生产者来说，市场形势虽是看得清楚但控制不了。为此，生产者就会有垄断市场来控制形势的冲动（而且往往付诸行动）。相反地，“计划”经济的决策者着重追求和维持民生的稳定（国泰民安）。但因为没有活泼的市场来提供信息，就要靠决策者对人民的需要作出估计和预测。事关重大，自然务求谨慎（这是“计划”文化的特征），因此反应也就比较缓慢，因为想看清楚才作出行动。决策者就像掌舵者，经济大船由他控制（决策者不一定是个人，可以是集体），但前方的形势就要“靠估”，容易产生两类不同的反应：因循或冒险。

“不想有”与“达不到”

理论家说，市场经济中去芜存菁的竞争会保证经济效率。但实情不如此，因为竞争是永不平等，永远是大鱼吃小鱼。自然界里，大鱼吃小鱼会把大鱼与小鱼的数量维持在两个物种都可持续生存的门槛内，保证自然生态资源的最高效使用。市场竞争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一是竞争失败者投入了的财力、人力、物力等于白费；二是市场越被“大鱼”垄断，市场的活力就越下降，市场的“供求信息”功能越失效。其实，垄断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资本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在完全控制了市场后按“计划”生产，去保证最高和最持久的利润。甚至可以说，在资本经济里生产者其实“不想有”真的市场经济。相对地，“计划”经济的成败衡量按理应该是国家的富强和民生的安定。但实际上容易受官僚文化和政治妥协左右，使真正的民生需要未能得到满足。为此，决策者“达不到”真的“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具客观性但缺良知，“计划”经济具社会感但主观性较强。但是针对中国情况，它们非但可以共存，更应并行。活泼的市场经济可以提供清晰和明确的消费信息。在这基础上，政府的“计划”就有可靠的依据去揣摩国民的真正需要（市场信息只表达消费意欲和消费能力，这虽然不一定是民生需要，但仍提供相当可靠的端倪）。短期的供求失衡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灵活反应去处理，去维持市场的稳定；长期的问题可以通过“计划”的生产资源调配去处理，去保证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效益的公平分配。这才是既稳定又灵活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是可望不可即，在中国是有条件，但仍要有决心和恒心。

再回到社会主义用在哪里、市场经济用在哪里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计划”（规划）与“市场”的合成体。此中，“市场”信息是引导国家经济政策的最佳情报，“计划”是动员经济资源的最佳办法。为此，我们应该利用“市场”去打通消费与生产的信息渠道，以“计划”去调配生产资源，特别是保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

市场与“计划”的分工不在经济领域（sectors），而在经济功能（functions），在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应该平行使用。市场处理短期供求，是价格整调的机制；“计划”处理长期供求，是科研、物资和资金的动员。活泼的市场有赖大量的参与者（投资、生产、经销、消费），政府不要管得太紧；稳定的发展有赖市场供求情况与国家整体利益（科研、金融、民生）的协调，政府不能管得不紧。

风险大、利润高的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尖兵。这些以私利为动力的经济冒险是没有社会目的的。它们的发展是不会均衡并具投机性，永远在找哪里有利可图、哪里供不应求、哪里消费力强等等。但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国家有计划地、稳定地和集中地动员，向有发展潜力而又配合国家利益的领域进行投入：可以通过国家投资来补充私人投资的不足，可以按市场信息去开发新的经济领域，可以开发科研去提升生产与消费的效率，等等。通过“计划”去协调生产、调整价格和打击过分的投机，国家可以把整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平均地和平衡地提高，包括维持经济平稳发展，特别是减轻在市场经济下无可避免的周期性动荡。

最后要说一说商人和商业跟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市场经济里，“商”是关键的环节。它是“媒介”，引导和带动生产，但本身是“不生产”的。严格来说，一个企业的生产功能和买卖功能是可以分开的。买卖的原则只有一个：以最低价买入，以最高价卖出，一切以金钱衡量，完全是“逐利”，甚至可以说，“逐利”就是理想。这跟中国传统理想的“何必曰利，但求仁义而已”格格不入。我不是说理想是一定可以达得到的。理想是种追求，但追求利益或追求仁义会决定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有一点很清楚，爱国的商人也许有，但爱国的商业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把利字放在第一位的商业不会是成功的商业。

商业和逐利有助经济发展，但要控制它对精神文明和国家安定的不良影响。可以分开为商人、商业和社会三个层面来考虑。在商人层面，要把名与利、商与政分开；不以财富的累积来定社会地位；不以商场的成就来定政治资格。在商业层面，国家要定立和执行健全、公道和累进（多赚多交）的税制，要严格打击垄断、投机和不道德行为。中国特色之一是国家按需要建立了很多国企，但国家也应该有决心去解散那些已完成任务和无社会需要的企业。在社会层面上，要落实消费者保护，使他们明白他们的权利，进而加强商业对社会的责任感；要推广公民教育，让国民明白物质文明只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使他们更懂得利用物质条件去追求高尚的情操。

编辑 | 肖静秋

 校对 | 闫建军

设计 | 大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