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人倾向用一只眼睛看世界，中国人倾向用两只眼睛看世界。没有谁的好、谁的坏，只是功用不同、各展其长。

射靶，非一只眼睛不可。就算有两只眼睛也要闭上一只。眼球、准星、目标成一直线，才能一矢中的。西方是目标文化，要打得中就要看得清楚；西方是效率文化，要一枪打中就要看得准确。

但是，穿针引线，就要两只眼睛。针孔和线头要刚刚对上，才能穿上。中国是关系文化，要对接成功就要看得全面；中国是平衡文化，要维持关系就要看得周详。

天下事，要成功，必需具备三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探天时、测地利是西方的强项。他们的科学精神反映他们的求真文化。但往往流于太认真。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科学、唯一的真历史、唯一的真主义使他们容易走上极端，可以不近人情、更容不下异己。人和是中国的强项。我们的中庸之道反映我们行善的文化，但往往被人情所困。

真知与善意的结合才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必需条件，也将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中国的制度优势

不久之前，我在一封公开信上说过，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是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特色、一种一个都不能少的特色、一种强调人人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特色。这些，都是聚焦于“人”。如果要问，中国的制度优势在哪。答案很简单：制度的设计和运作都是围绕着“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服务”的衡量是人民满意，人民满意的表达是社会和谐，也就是人和。

人和的范围很广，民族之间、地域之间、官与民、贫与富、城与乡，等等。善意固然很重要，但利益的差异和分歧也是真实的，需要处理。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绝对不能保证和谐。不然，富有的国家就一定和谐，贫穷的国家就一定不和谐。事实不是这样。那么，还要有什么条件。“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要公平，并让人感觉到是公平。

中国是关系文化，是中庸。中庸之道不是“中间”，是“平衡”。平衡（不偏倚、刚刚好）才得公平。

一般来说，平衡会涉及两方（也可以是多方），就称左方和右方吧。首先，需要平衡的不是左方和右方，是左方的重量、规模、价值等和右方的重量、规模、价值等的平衡。而且，左方的重量、规模、价值等一定是与右方的不同；如果是相同就没有所谓平衡与不平衡的分别了。用孩子玩的跷板做个比拟。如果左方坐的孩子跟右方坐的是一样的重，跷板就是自然的处于平衡状态。但如果左方是个胖孩子，右方是个瘦孩子，跷板就是处于不平衡，游戏就不好玩。

中国人谈人和。要达成人和，需要平衡的是什么？是权力的分配、资源的分配、地位的分配。平衡的意思是不是权力大的削、权力小的增；资源多的减、资源少的加；地位高的降、地位低的升？不是。因为这也是不公平：责任较重的应有较大的权力去履行责任，能力较强的应有较多的资源去发挥能力，贡献较多的应有较高的地位去鼓励贡献。权力、资源、地位平等非但不公平，也是不可能。社会分工、天赋能力、际遇机会，甚至个人选择都会自然地形成权力、资源、地位的差异。这是必然和必要的。只要不太离谱，我们不应搞乱自然的秩序。

因此，平衡应该是指在综合了的权力与责任、能力与资源、贡献与地位之后的平衡。也就是，权利大但责任也重和权力小但责任也轻之间、资源多但能力强和资源少但能力也弱之间、地位高但贡献多和地位低但贡献也低之间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怎样去平衡？再用跷板做比拟。左方坐了胖孩子，右方坐了瘦孩子，跷板不平衡。要恢复平衡可以有两个办法。左方换个瘦孩子，或右方换个胖孩子或加多一个瘦孩子。但假如原先的两个孩子，一胖一瘦是不能改的，哪又怎么办？胖孩子可以坐的离跷板的中间近些，瘦孩子可以坐远些，那就左右平衡了。这个做法人人都晓。但其中有一个启发不是人人掌握的——平衡是个三元的理念：左、右和中间。没有中间就没有左右，没有中间就没有坐近坐远。更关键的是，在跷板游戏中，中间是固定的，但谁说这个“中间”是不能移动的。如果中间可以移动，它的位置和设计就是达成平衡和维持平衡的关键机制了。

还要指出，跷板的左右方坐的孩子的重量是往下压，平衡点的承载力是往上推。下压和上推对等是维持整个系统平衡的关键。因此，平衡与否取决这个点的位置和设计。

回到我们的分配公平，平衡点要放在哪里才能保证公平，才能让人感到是公平？这要先谈谈这个平衡点是个什么的机制。以权力与责任为例。这里，平衡点的设计应该同时包括“赋予权力”和“监管权力”两个功能。理由何在？绝大多数人都接受履行责任是需要权力的，而权力与责任越是对称越是公平，反之亦然；然而绝大多数人也知道追求权力的欲望永远大于承担责任的意愿，所以人会有多拿权少履责的倾向，制造了不公平。为此，这个平衡机制一方面要恰当地匹配权力与责任，同时又要有效地监管权力的运作和责任的达成。中国权力集中、由上至下的制度优势就是在于它能够保证“赋予权力和监管权力” 的一体化、有机化。

这个平衡机制应该放在行政框架中哪个位置和要怎样的设计才能保障公平，并让人感觉到它是在真正的保障公平？这需要政治智慧。

中华文化的特色

中国儒家中庸之道是公平的保证，是人和社会的基础。但是，在实践上，道家的活泼思维是政治智慧的活泉。

《道德经》第二章很有启发。“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相生、相成、相形、相倾等等是什么意思？清代《道德经讲义》作者宋常星认为，“相生二字，即是生生不已变化无穷之义。” 把这个演绎放在“有无相生”，可能还有点意思，但相成、相形、相倾等里面的“相”又应是什么意思？

我的兴趣在“相”，把它解读为相貌、色相、样相、现相，也就是“现出”的意思。这段文字可以改写为，“有有有无就现出生命、有难有易就现出成败、有长有短就现出形状、有高有下就现出倾斜、有音有声就现出和调、有先有后就现出跟随。”我最受启发的是“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道家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聚焦关系和平衡，但我注意到李耳先生突破了二元的平衡思维，送给我们一套创意的三元思维。“长、短、形”和“高、下、倾”等其实都是“三个不同的统一”，“三不能缺一”的完整理念，指向中国的“自然之法”。

没有李耳先生的提示，多少人会“悟”出有长有短就会、才会、一定会出现形状，有高有下就会、才会、一定会出现倾斜？这引导我们去思考什么样的形状最能表达某些长与短的组合和排列，怎样的倾斜最能反映某些高与下的距离和错位。也可以说，在一定的长短组合和排列下，什么是最自然的形状；在一定的高下距离和错位中，什么是最自然的倾斜。也就是，顺其自然是一切平衡的基本法则。难怪他的下一句是，“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果是自然的形状，自然的倾斜，那么圣人还需要做什么、说什么？

先谈高下相倾。再用跷板做比拟。这一次，假设胖孩子和瘦孩子坐的位置是不能改变，而承力点（平衡点）则可以移动。首先要明白，跷板倾斜是因为胖孩子和瘦孩子的体重有别，而倾斜度与他俩体重的差别是成正比的。因此，要达成和维持平衡就要把承力点往胖孩子那方移。孩子越胖，移得越近。用这个比拟去思考 “赋予权力和监管权力”的机制就是去问，这机制应该放在政治框架的什么位置才会最有效地保证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我认为应放在权力大和责任大的一方。“近距离”（不是空间上，是政治框架中）会使这机制能够更贴切地匹配权力和责任，更有力地监管权力。这样，权力大而责任大跟权力小而责任小两方的倾斜会更“自然”，更使人觉得公平。这就是人和的基础。

这个平衡机制应该怎样设计？它一方面要匹配，一方面要监管。但是，权与责的匹配度和权力的运作都是动态的。因此，这个平衡机制的设计是要“有原则而又灵活”。在此，“长短相形”的思维派上用场了。可以用来达成平衡的“手段”不少，从加强规范到收紧考核，到调动人事等等。用哪种手段，怎样用？就以砌积木做比拟。砌出来的形状是取决于有多少积木、多少类的长短。它们是砌积木者的材料和限制，砌积木者要认识清楚和准确（知长短），也就是要一只眼睛来看。积木的组合和排列是通过长积木和短积木的配置去创造出形状或改变形状。这是积木之间关系的构建（配长短），砌积木者要看得全面和周详，也就是要用两只眼睛了。用来达成平衡的手段也是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可行性的(有长有短），机制设计者需要看清各手段的本质和潜质，创意地配置各种手段去应对不断改变的政治环境和需要。

到此，可作一小结。西方文化求真（重知识），目标导向，效率至上。中国文化求善（重和谐），关系导向，平衡为重。人和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理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价值；由上至下、权力集中是贯彻这核心价值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最能回应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特别有关四类公平：强者竞争所需的公平擂台、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公平共存、付出与收获之间的公平对称、弱者求存的公平待遇。同时，这个体制也好好地用上了道家的活泼思维，特别是其三元思维：从高与下的距离和错位去思考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的倾斜程度和方向，从倾斜程度和方向去思考高与下之间应有的距离和错位；从长与短的组合和排列去思考它们可能构成的形状结构和可变度，从形状的结构和变化去思考长与短应有的组合和排列。

在“正轨”上探索可持续发展

政府对科技企业集团的野蛮增长和资本无序扩张感到担忧，决定对行业进行整顿，因为他们实在有太大的影响力并偏离了国家的核心价值太远。“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下称“基金”），藉投资直接介入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特别是通过加入小量的股份去取得企业董事局部分董事的委任权。

有人认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不再如过往的聚焦于“生意”（投资回报和企业活力），而更加注重国家的核心价值。他们惋惜在商言商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以《经济学人》为代表）不解中国政府为什么在“十四五”规划强调新科技发展之际却去强势干预这些国家委以重任的企业。

现在从文化角度去拆解这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特色。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政府的核心价值。为此，中国的经济政策绝不可能是自由经济所谓的“以最高效率去分配有限资源以满足无限追求”。中国的经济带有浓厚的“经世济民”意识。从这个观点去看，若干的科企的规模越做越大，业务范围越做越广，非但垄断了行业市场甚至有支配整个经济生态的倾向，所以国家一定要平衡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另外，“十四五”规划既然强调科技发展，这当然需要创造合理的竞争环境。庞然大物的野蛮增长和无序扩张非但窒息新创科企，也摧残大企业本身的创新活力，所以国家一定要平衡大小企业的发展空间。

经世济民是个动态的理念。“经世”聚焦于资源条件，“济民”聚焦于人民所需。资源条件和人民需要不是一成不变。从穷困到小康到富裕，人民的需要不断提升，资源条件也随着生产科技、消费模式而不断改变，有些变得丰厚，有些变得短缺。作为国家的风险投资者，“基金”必须站在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整个科技领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去看。

这里，“基金”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强势介入，去平衡企业与消费者、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利益。其成败将系于平衡机制的落点是否正确和设计是否精明。“基金”选用小量投资去获取大企业董事局的部分董事席委任权。这种做法鲜明地突出在落点上有“高下相倾” 、在设计上有“长短相形”的思维。

落点在大企业的董事局是正确的部署：对权力与责任越大的企业应有越近距离的监管。在“高下相倾”的思维里，高与下的倾斜度（不平衡程度）是完全可以通过把高的调低，把下的调升，进而拉平高下。但是，这会意味否定大企业应有较大的权力去履行较大的责任，也是一种不公平。如今，政府不是剥夺大企业的权力，而是把监管机制放近它们。这做法既是合理（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去看），也比较容易操作（在权力集中的制度优势下）。这种做法并不否定责任较大的企业应有较大的权力，而只是把大企业跟消费者和小企业之间的权力倾斜度调节到各方都可接受的水平（这其实同时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委任董事席位是精明的设计。要监管权力的运作和责任的达成，“基金”可用不同“手段”，例如调控资金，甚至收归国有。但“基金”的创意之处是以小量投资去取得委任部分董事权。这是挺聪明的做法，因为董事局是企业的决策中枢。委派董事就是直接介入企业的决策，而不是通过间接的规范、审核等去影响决策。

在这个例子里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基金”聪明的选择投资作为杠杆因为投资是它的份内事，不越权，其他部门不会有异议，大老板们也不能抗议。为此，“基金”站在不败之地（维护短板）。然后，它聪明地选择委任董事作为它监管的“代表”。这些委任的董事们非但有决策权，同样重要的是打破企业精英们的黑箱作业，“基金”就成功取得主动（发挥长板）。在“长短相形”的思维里，这就是长短互补去创出完美的“形”。

我希望这个例子有助了解中国权力集中、由上至下的制度优势其实是中华“人和”文化的体现。

这个体制的可持续性有赖它的由上至下是出在“上下一心”的团结，它的权力集中是用在“贯彻始终”的坚持。我相信它会持续。“上下一心”的表达是上令可以下达，下情可以上达。这需要上下之间有共识和共鸣。在中国，这个共识和共鸣的基础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以和为贵”。这套深厚的中华文化为中国人制定了政治思维的“正轨”。我想起《中庸》说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国政府的“择善”就是选择了“为人民服务”，体现于“人和” ；“固执”就是上下一心、贯彻始终的决心。再加上道家的活泼思维和自然之道，帮助为政者应对世事的幻变、维持于正轨。

儒、道两家都是纯正土生土长的中华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考验，生命力依然充沛。为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制度优势可持续。

希望中国跟西方多分享这些中国的政治智慧，也希望西方多认识这些中华的文化内涵，更希望中西互相学习互补之道，走上互补之途。

编辑 | 肖静秋

校对 | 闫建军

设计 | 大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