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变

独立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变多发。1990年之前，军事政变是相当一部分非洲国家政府变更的主要途径，以至于20世纪60～90年代非洲国家政变问题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民主化进程”曾一度被认为能对政变形成遏制，但非洲国家和外界很快发现，即便它们已经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应对，政变威胁也没有实质性降低，反而时有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情况出现——令人遗憾的是，非洲国家政变问题研究仍是“热门”。

⬆ 2017年11月津巴布韦哈拉雷街头的装甲车与行人

政变的表现、原因与特征

1952年发生在埃及的政变被认为是独立非洲国家的第一次政变——也是第一次“成功”的政变。不过，此时大部分非洲国家还并未获得独立。1955年，名义上一直保持独立的利比里亚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开启独立非洲国家“政变高潮”的是苏丹，它在1958～1959年间的约一年时间里连续发生了四次政变。第一次有领导人身亡的政变发生在多哥，在1963年的政变中，时任多哥总统在美国驻多使馆门外被杀。

1956～1980年，非洲共发生了99次政变。如将这25年按五年分阶段，政变数量表现为“稳步上升”，从1956～1960年的6次增加到1976～1980年的30次。进入80年代后，政变开始相对之前有所减少，但1981～1990年间的数量仍是42次。1991～1995年，政变数量再次暴增。随后的五年，政变数量相对减少，但绝对数量仍居高不下。

为了认识非洲国家的政变并尽可能实施预警和应对，研究者基于对政治科学和相关政变案例的分析，提出了一些解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被认为是四个基本考察维度。就非洲国家而言，社会维度指向的主要是新生独立国家对快速去殖民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变动的适应能力，文化维度涉及的主要是相关国家固有的基于语言、宗教和/或族群的差异性和竞争性，政治维度考量的主要是相关国家对政党体系和群众参与所导致的非稳定状态的把控能力，经济维度则强调在看经济本身是否有活力的同时还要看它对基于社会、文化和政治而分块或分层的群体的诉求的回应水平。

进一步具体来说，与政变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如下几种因素：族群多样化及与之关联的竞争、对内部资源和/或外部市场的经济依赖、军队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中心地位、政治派系斗争。这几种因素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传导网络：国家在固有的族群竞争和经济依赖条件下发展，社会出现变动，民众政治参与度提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无法管控社会变动和政治参与，这要么导致军队获得重要地位，要么引发政治派系斗争，最终在特定的条件下政变发生。可以说，基于族群竞争和经济依赖的冲突是军事政变的温床。在军队主体与族群、经济、政权有正向一致的对应关系时，稳定往往可以维持，但一旦某一项对应关系出现比较剧烈或者逆转性的变更，平衡就会被打破。

但是，除了这些深层次因素外，非洲国家政变之多发易发恐怕还是因为政变成本较低且成功率较高。南非女性反种族主义者兼学者露丝·弗斯特曾在1970年出版的著作中说，“武装人员攫取国家政权的活动……不用花多少力气”，因为要做的只是如下工作： “拿到军械库的钥匙；封闭军营；占领广播台、邮局和机场；控制总统，就控制了国家。”在1956～2001的188次政变中，取得成功的政变有80次，成功率为43%。其中，1966～1970年间发生了23次政变，17次取得成功，成功率高达74%；1976～1980年间发生了30次政变，15次取得成功，成功率为50%。

在相关非洲国家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基础上，再加上成功率高的“吸引”，政变表现出“传染性”。而如论“传染性”，西非可谓最具代表性：在1956～2001年的188次政变中，有85次是在西非；在80次成功的政变中，有42次是在西非；除塞内加尔外，所有西非国家都经历过政变，其中加纳、塞拉利昂、贝宁、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马里等尤为突出。

⬆ 苏丹总理（前右）、反对派领导人（前左）和军方人士在独立仪式上共同升旗

对政变的认知与应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主化进程”启动后，外部世界在施加援助等时往往以“民主”和“良政”等为附加条件，这要求非洲国家保持和平与稳定，不能出现严重的危机。非洲国家不得不做出调适，以“选票”（ballot）而不是“子弹”（bullet）解决问题的原则逐渐得到明确。但是，1991～2001年间仍然出现了47次政变，其中取得成功的有13次。

2000年，非洲统一组织在洛美发布宣言，表达了对政变威胁的关注，强调政变会对和平与安全造成消极影响，也会损害正在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宣言明文表示要谴责并反对一切“违宪的政府变更”，并对具体应对进行了规定，表示一旦有违宪的政府变更发生，非洲统一组织会立即公开谴责，敦促恢复秩序，并组织有影响力的人介入调解和施加压力；同时，非洲统一组织将会协同相应区域一体化组织对相关国家实施至少六个月的中止成员资格惩罚，如果六个月后相关方面仍不按要求改正或做出承诺，则签证、贸易、外交等方面的制裁会随之而来。不久后，相关原则又在《非洲联盟宪章》和《非洲联盟关于民主、选举与政府治理的宪章》中得到重申。

从2003年开始，以中非共和国为首例，包括多哥、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尼日尔、马里、几内亚比绍、埃及、布基纳法索、苏丹等在内的多个非洲国家因发生政变而受到非洲联盟的中止成员资格惩罚。起初，一些政变上台者会通过选举来实现相应政权的合法化，非洲联盟对此也会予以认可。不久后，非洲联盟又要求政变者本身不得参与旨在恢复民主秩序的选举。不过，这也并非无可规避。一方面，政变者可以脱下军装并在宪法上做文章；另一方面，非洲联盟本身也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操作。尽管“灵活”操作会受到非议，但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视角来看，既然相关行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和平与安全，那么只要政变不引发严重危机或经过操作后能在较短时间内达致稳定，变通也未尝不可。

2017年发生在津巴布韦的停止穆加贝权力的事件从形式上来说显然应被归为“政变”，但这场事件本身并没有引发多少动荡甚至还受到广大民众的公开欢迎，军事行动发起者与穆加贝之间的沟通尽管并不愉快，但仍是在“好言相劝”的框架之内。最为重要的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本身并未明确一致地反对，一些政治人物也出面调解，最终非洲联盟未将其判定为“政变”，津巴布韦也实现了比较顺利的政治过渡。

从已有案例来看，中止成员资格并不能形成真正威慑，政变实施者也发现自己有可操作的空间，而签证、贸易和外交等方面的限制也并不是总能切实执行，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洲联盟及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姿态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变仍然会发生，但不再像21世纪前那么多发，并且成功率也明显降低。有统计表示，2008～2018年间非洲共发生了26次政变，成功的有6次，成功率为2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非仍然最为突出，6次成功政变中有4次是在西非。

⬆ 西非某国政变后被推倒的雕像

结语

2019年以来，西非连发政变使非洲形势再次引发关注。但从横向来看，西非之外的其他地方总体仍比较安宁，大部分国家未见有明确的可能会导致政变的威胁。从纵向来看，与过去特别是20世纪60～90年代的状况相比，当下形势的可控性可以说明显提高。当然，如果探寻政变发生的深层因素，则非洲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族群、经济和政治发展等方面存在可能导致政变的隐患。但总体来说，还是应看到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政治发展的进步。尽管非洲联盟和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政变应对确有可指摘之处，但仍应承认它们在具体问题处理上的努力和权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