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基础部门与非基础部门、城市病、城市收缩

城市的基础部门与非基础部门

城市的基础部门是指那些向城市域外“出口”产品和劳务从而为城市带来收入的部门。城市的非基础部门是指那些只为城市域内的市场而生产的部门。这两个概念源于城市基础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将城市的产业部门按照是否向城市域外“出口”产品和劳务而分成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基础部门向非基础部门提供需求，城市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比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一比例越高，城市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作为城市体系中的一员，城市难以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向城市域外“出口”成为必然，基础部门的“出口”带来收入以支付城市的“进口”，因而基础部门决定了城市的经济规模。例如，一个向域外“出口”产品的企业的关闭必然导致城市经济规模的缩减；而一个只向域内销售的商店的关闭并不意味着城市经济的萎缩，这或者是另一个新店的开张，或者其他类似商店会扩大它们的营业以填补此空缺，整个城市域内的交换总量并不发生变化（这个交换总量由向域外“出口”所得的收入决定）。因此，基础部门决定了非基础部门的经济活动。并且随着技术进步与专业化的加深，完全的基础部门与完全的非基础部门是十分少见的。

尽管这种将城市划分为基础部门与非基础部门在现实中并不是绝对的，但对于理解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与机制仍具有较大意义，以此为基础的城市基础理论也成为解释城市经济增长过程、发展机制和政策分析应用的经典理论之一。

城市病

城市病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特定城市地理空间内过度集中，且集聚速度和规模远超出该城市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容量、基础设施承载力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的上限，使得城市发展出现规模不经济与负外部性，最终导致城市内部出现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空间结构失衡的“症候群”。

学术界对“城市病”已形成两点基本认识：（1）城市病是一种发展病，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伴生现象，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社会问题。其演进过程会随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历经隐性、显性、爆发至康复等不同阶段。（2）城市病是一种综合症，是以城市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量超过了以城市基础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能力，使城市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其病情与超载程度成正比。

城市病的主要表现：（1）城市的经济病。城市化进程缺乏产业支撑，导致就业岗位不足而引发失业与贫困问题。经济活力欠佳也限制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有效投入。（2）城市的社会病。面对人口急剧涌入，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社会治理，引发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失业率攀升等问题，并由此催生越轨和犯罪行为，威胁城市安全。（3）城市环境病。当城市人口与经济活动超越环境承载力极限时，将导致公共绿地、水、能源等资源严重短缺与环境污染加剧，根本上损害了城市作为人类宜居空间的属性。

城市病的成因：（1）城市过度追求GDP增速，忽视以人为本的发展。地方政府片面追求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导致城市发展中“重物轻人”“重生产轻生活”，公共服务、民生福祉和包容性增长被长期忽视，以牺牲城市宜居性为代价换取经济指标，构成了城市病的根本诱因。（2）城市治理滞后于城市化发展。城市物理空间急剧扩张的同时，其规划、管理、公共服务等“软件”制度的建设却严重滞后。这种“硬”扩张与“软”治理的脱节，导致资源配置失序、运行效率低下、社会矛盾积聚，为“城市病”的爆发提供了制度缺口。（3）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在粗放式扩张模式下，城市化对自然生态空间造成无序侵占，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产生了远超环境自净能力的污染。这种以牺牲生态健康为代价的发展路径，系统性地破坏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直接表现为环境污染等恶性问题。

缓解城市病的对策：（1）优化区域空间布局。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和谐互动。同时，合理规划城市定位，明确大中小城市发展战略与重点，避免功能趋同化。（2）完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并强制执行科学的城市规划，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同时，完善城市在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及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为城市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3）创新城市发展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转变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职能，鼓励公众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参与城市治理。政府应向服务型转变，扮演好“守夜人”角色，从制度上保障“城市病”的系统性解决。（4）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向乡村延伸，确保城乡居民享有同等质量的服务。加强农村地区交通、信息及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资源的覆盖效率与输送能力。

城市收缩

城市收缩是指城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历以人口规模持续性、结构性流失为核心表征，并伴随有经济基础弱化、社会功能紊乱、建成环境闲置等多维度、相互交织的衰退性变化的复杂过程。并且这种收缩并非传统意义上短暂的、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而是一种深刻的、趋势性的结构转型或系统性衰落。它标志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阶段进入了存量调整甚至减量优化阶段。

城市收缩的原因：（1）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由于去工业化导致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且缺乏相关联产业支撑，导致大量失业工人面临结构性失业，进而从本地区流出。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工资水平提高以及技术发展使得传统老工业基地面临制造业的严重衰退和人口流失，进一步深化城市收缩进程。（2）城市空间重构与极化效应。一方面，在城市内部，郊区化进程导致人口与产业由中心城区向外围疏解，导致中心城区收缩。另一方面，城市群的“极化效应”持续吸附周边中小城市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削弱其发展基础，导致其功能衰退并逐步收缩。（3）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人口结构的内生性变迁，特别是持续的低生育率与显著的老龄化不仅直接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甚至转为负数，还会通过改变社会消费结构、加重公共财政负担等方式，系统性地削弱城市的长期经济活力与创新潜力，最终引致或深化城市收缩。（4）新技术冲击与其他外生性因素。发达的通讯与自动化技术降低了经济活动对物理空间的依赖，削弱了传统办公与零售业的中心集聚功能。此外，战争、自然灾害以及能源危机等非经济性冲击，也能够对城市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并诱发城市的进一步收缩。

关于城市收缩的测算，可分为社会经济指标、空间统计类指标、地理空间和景观类等指标，其中社会经济指标主要通过人口、就业、产业等的变动来反映城市收缩的情况；空间统计类指标主要通过城市构筑物的空置率、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变化来量化表述收缩程度；地理景观类指标则以遥感影像解译为主要手段来量化分析城市收缩现象。此外，有部分学者误将区域指标作为城市指标对城市收缩进行测度，这是未正确理解城市收缩内涵所致。

目前，中国城市收缩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东北三省，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城市收缩现象在数量上呈现出增长趋势，空间范围也在逐渐扩大。许多城市连续几年出现人口收缩，乌海、营口等城市更是连续5年出现人口流失。

城市收缩将对城市发展带来连锁性冲击。首先，它将终结“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在“人地钱挂钩”政策下，人口流失将直接导致建设用地与财政投入的紧缩，迫使城市转向存量优化，缺乏支撑的新区开发难以为继。其次，人口萎缩削弱了大规模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高成本基建因无法满足人口与财力门槛而难以落地，存量设施的运营效益也随之降低。再者，城市收缩将严重冲击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经济与人口的双重衰退将逆转市场需求，使房价面临长期下行压力，严峻挑战地方经济与居民财富。但同时，城市收缩也为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空间结构、缓解住房与交通压力提供了机遇。

应对城市收缩的举措：（1）转变城市发展价值观，摒弃盲目扩张，实施差异化策略，超大城市应减量提质，中小城市则应聚焦内涵，走精明收缩道路。（2）国家层面需统筹“人地挂钩”的福利政策，将建设用地、财政资源与人口流动关联，引导资源向人口流入地倾斜，并促使人口流出地主动调整。（3）创新与“存量规划”相适应的城市更新机制，改革现行土地与规划管理制度，以满足存量用地再开发的需求。（4）构建弹性可收缩的城市结构，通过划定增长边界、限制跳跃式开发和促进功能混合，提升城市韧性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5）将生态修复作为主动应对手段，把收缩空间生态化再利用，如将废弃地改造为公园或社区农业用地，以此优化城市结构，提升空间品质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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