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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伙伴——专访中国驻津巴布韦前大使袁南生

今天的非洲正在经历独立运动以来的“第二次觉醒”,其经济实力正在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非洲是“最理想的伙伴”

文I本刊记者 潘心怡     特邀对话嘉宾  钱镇

尽管非洲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远远落下,但非洲国家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土”。据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在非洲投资了293个项目,投资金额高达664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3万个,中非贸易往来折射出蓬勃生机。推动中非关系更好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进一步促进中非关系指明了方向。近日,就“构建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话题,中国驻津巴布韦前大使袁南生接受了《中国投资》杂志专访。袁南生认为,今天的非洲正在经历独立运动以来的“第二次觉醒”,其经济实力正在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非洲是“最理想的伙伴”。

 

《中国投资》:中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哪些基础?

袁南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是最理想的伙伴,首先因为中国与非洲有相同的经历,二者都曾经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这是中非之间最大的共同特点。第二,中国在非洲没有历史包袱,中非建立命运共同体比亚洲更容易,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毕竟在亚洲留下了一些“恩恩怨怨”。第三,中非有深厚的友谊基础,非洲独立以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是纯粹的投入,奠定积累了友谊的基础。第四,中非之间存在有益的互补。其中最大的互补是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需要大量资源。中国从非洲获得资源的同时,非洲也获益,是双赢。

 

《中国投资》:您认为发展中非关系,应该把握哪些重大方向性问题?

袁南生:要把握非洲的总体现状和发展规律,对非洲一定要有准确的判断。中国人对非洲的误解太多,非洲正在经历第二次觉醒,这是建立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时代基础。非洲在国际上正在积极发声,比如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谋求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此外非洲联合自强的意识空前增强,非洲周旋于欧洲各大国之间谋取利益,凭借其资源富集地的优势打“资源牌”。此外,非洲也正在积极推动实现社会转型,努力使自己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封建宗法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非洲的第一次觉醒导致了非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产生,第二次觉醒会使非洲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加重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中国投资》:具体而言,中非应该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袁南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具体来讲,第一,站在政治互信的高处是前提,主要是向非洲老百姓讲明白,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第二,想在经贸互利的大处是基础,中非之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利的因素是优势互补,要防止把落后的产能落到非洲,要把优质的产能落到非洲。第三,看在文化互鉴的远处是保证,中非之间文化还是比较容易沟通交流的,我在非洲担任大使期间,见证了佛教成功地传入非洲。第四,干在民间互动的实处是关键,老百姓之间要互动起来,涉及到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等多方面。

 

《中国投资》:中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要注意克服哪些困难?

袁南生:要突破一些传统的思维,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第一,西式民主在非洲“水土不服”不等于“水火不容”,事实上,西式民主在非洲已经扎根,而西式民主最大的特点是老百姓的选票,要注重选民意识。第二,反对党不等于反动党和反华党,也要跟反对党打交道,许多反对党也是亲华的,最典型的就是津巴布韦的反对党。第三,有西方背景的政党不等于有民意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应该加入进来。第四,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外援与经贸合作,非洲的政府收益不等于老百姓的收益,要注重非洲老百姓的真实收益。第五,坚持不干涉内政不等于无所作为,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倍受好评,但这不能被理解为漠视人道主义灾难。第六,亲华派不等于支华派,双方都要知根知底,中国需要了解非洲落后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非洲也应该对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有所了解。

 

《中国投资》:在全球治理上,中非之间的合作是不是也大有可为?

袁南生:是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我们有共同语言。全球化时代以后,国际游戏的规则,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制定,接着是英国,现在由美国的主导。如今中国和非洲的声音都在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离不开国际规则的完善,中国和非洲话语权的加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意。非洲是中国的同盟军,中国也是非洲的知心朋友。

 

《中国投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行为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袁南生:教育上,相比于欧美,中国对非洲留学生的留学政策不够优化,学习门槛较高。经贸上,应该优化对非合作的资本构成,现在许多在非洲投资的资本构成不合理。我们现在的资本构成主要是商业资本和矿产资本,产业资本太少。单一的矿产会让人觉得是在“掠夺资源”,而单一的商业资本则给人以“倾销商品”的印象。只有产业资本是在当地建厂,才能提高当地的生产力,增加就业,所以要加强加工制造业的投资。另外,要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更多地援助关系老百姓国计民生的事情,比如医院、学校、体育馆等,还应该加大对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投入。

 

《中国投资》:目前制约非洲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袁南生:影响非洲发展的主要牵制来自于非洲内部,我们要客观看待非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非洲发展落后一方面源于西方制裁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非洲本身在治理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津巴布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投资》:在非洲大陆的政治构建上,非洲如何走自己的道路?

袁南生:非洲需要把西方民主构建的过程与中国东方的智慧联合起来,比如东方智慧中的举国体制。非洲的国家长期以来是四分五裂,存在诸如“民族意识不够强”、“权威性不够强”等问题。同时要注意,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过程性,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中国投资》:如何基于目前非洲政治发展的特点,更好地构建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

袁南生:非洲目前的政治主体日趋多元化,这要求我们不能只盯着政府,要多元化、“接地气”,对非洲的援助要扎根基层。(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