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际态势和能源市场整体而言有利于中国能源海外投资的布局，但是对于高风险地区要做好战略应急预案
文｜张仕荣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学秘书、副教授
● 全球矿业并购的最大买家
● 面临的挑战
● 前景与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与资源供求关系日益突出，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又不断上涨，无论出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市场商业利益的角度，中国政府和企业正积极推进在能源资源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
全球矿业并购的最大买家
中国能源资源的海外投资进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等能源资源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个时期是从21世纪初期至今十余年，以国内三大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中国能源资源的海外并购风生水起，成为全球矿业并购的最大买家。
能源对外依存度是一个国家能源净进口量占本国能源消费量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指标。2000年以来，中国整体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在持续上升，在2005年～2015年这10年间，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从6.0%上升到了16.3%，且自2012年起，就始终维持在15%以上的水平。具体来说，原油的依存度最为严重，从2005年的39.5%上升到了2015年的60.69%，首次突破了60%的大关。
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最新年度数据显示，2017年中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建设的总金额达625.3 亿美元，较 2016 年历史峰值的 778.6亿美元下降19.68％。
三大石油央企中，目前中石油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9个国家共有91个油气项目，大概占整个中石油总投资的63%。至2016年底，中国石化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开展投资和项目合作，完成项目近30个。中海油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进行投资、建设，海外资产占比38.8%
中国在能源资源领域的投资就区域性分布而言主要集中在亚洲邻国、非洲、澳洲、拉美以及加拿大、俄罗斯等地。
中亚五国位于全球能源资源地缘政治版图的心脏地带，中亚五国石化能源储量超过300亿吨油当量2009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建成，并与中国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实现对接，为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东向的天然气出口通道和市场。
2011年底中国对非能源资源类投资比重达到30.6%。在这一领域，中国企业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并积极参与项目所在地的公共福利设施建设。
2010年5月至2011年6月，中国企业对拉美市场的投资额已达到约15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三倍，中石化、中化国际以及国家电网仅在巴西市场投资已超过120亿美元。
俄罗斯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俄之间除了数额巨大的油气贸易外，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俄罗斯远东地区拥有大量煤炭资源，双方合作互补性强。
面临的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根据英国BP公司2012年12月发布的《 Energy Outlook 2030》预测，未来二十年发展中国家将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加速发展，203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GDP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将分别达到87%、60%和70%，届时全球人口增长总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费总量的93%将来自于发展国家，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将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新兴大国需求的增长将带来可观的贸易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新兴大国的能源资源议价能力，也会成为其重构全球能源与贸易秩序的重要因素和“筹码”。
中国能源资源海外投资遇到了诸多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
第一，外国投资审批机制正在成为中国投资者推进海外投资计划时首项制约因素。中国三一集团控股的罗尔斯公司在美国收购位于俄勒冈州某海军基地附近的风力发电场的项目遭到否决。国家安全考虑是导致美国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核心原因。
第二，不适应投资国的法制监管环境，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海外法律纠纷。中国投资者在进入外国市场时，对当地法律和文化上的差异缺乏必要的了解。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往往而缺乏通盘的战略谋划。
第三，税负和劳动力问题也是影响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意向的重大因素。如在澳大利亚，高额的碳排放税和劳工问题都是阻碍中澳在能源和资源领域深化合作的主要障碍，欧美的民粹化强化了这一因素。
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将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CFP）
前景与展望
中国能源海外投资的动因一方面受国内资源禀赋和资源需求影响，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倒逼态势明显，总体而言属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合理拓展，当前的国际态势和能源市场整体而言有利于中国能源海外投资的布局，但是对于高风险地区要做好战略应急预案。
一是着眼国家对外战略顶层设计。
就对外投资的顶层设计而言，在国家层面要制定能源企业“走出去”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对外投资的总体规模、投资区域、行业选择、投资方式、投资主体、融资战略、最小进入规模及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等，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战略指引。可以借鉴日韩做法，设立“走出去”重点能源行业的专业投资公司，实现投资渠道的多元化。
此外，国家还应通过倾斜政策引导企业重点向以下地区投资：资源丰富地区、人均收入虽然较高但并未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尚未开发且仍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如非洲）、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已经和将要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及周边国家。
美国页岩油气的产量将会增加，美国对进口油气的依赖程度将继续减少，未来美国将成为石油天然气的净出口，这为中美的油气贸易创造了良好的前景。
尽管中国和美国有望加强能源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俄能源合作关系的弱化，总体上说影响有限，从长远看还可能有促进作用。中俄能源合作将处于稳定发展阶段，任何外部力量也难以改变这种现状和趋势。中俄的油气合作主要是通过陆上管道进行，直接相连，不经过第三国，具有稳定、长期和安全等特点。
二是构建政府与民间海外能源投资的应急预警机制。
在全球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我国资源型企业首先应加强与国内具有相同发展战略的资源型企业联合，共同开展海外能源资源投资，避免为争夺海外资源而造成恶性竞争。同时，要争取与外国大型跨国公司建立深入广泛的合作关系，降低因并购东道国大型企业导致东道国政府的敏感反应。
三是规范和鼓励民企投资海外能源。
民营企业经营机制灵活，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且其民营的身份也更易被国外政府和市场接受，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独具优势，但在资本实力、抗风险能力方面存在着劣势，融资也面临一定的瓶颈。
借鉴韩国和日本经验，政府可以建立专门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境外投资的相关信息，将大型民营企业投资能源资源项目作为境外重点扶持项目，同时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境外投资氛围，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海外人脉关系和良好的产业基础，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能源资源跨国投资，利用其在政治上和运作机制上的灵活性，减弱部分东道国对我国能源资源型企业境外投资的过度政治化认识。
鉴于国内现有“走出去”融资支持和专项资金补贴的准入门槛较高，民营企业较难获得相关支持的实际，建议设立海外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方式，适度向有条件的民营中小企业倾斜。
五是优化涉外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跨国企业有效抵御对外投资风险的重要保证。目前，一些对外能源资源投资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建立起产权结构明晰、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管理模式，这一方面导致对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造成企业被个别“内部人控制”的格局，很难应对跨国投资过程中的高风险。必须借鉴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健全海外企业的法人治理机制。
当前，来自中国的企业很明显的变化是，在进行海外矿业并购时，从此前“100%完全收购”开始立足于少数股权的投资以及更大的整合和运营影响，这是在海外投资领域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体现。（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