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如此广阔的利益存在，这对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会产生深刻影响
文｜唐健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阳光底下的新事物”
●我们应该怎么讨论“海外利益”？
●两种秩序，两种困难
“阳光底下的新事物”
在讨论中国海外利益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阳光底下的新事物”。在传统王朝，中国的经济行为、人员流动和文化传播大多属于自发行为，而且对内部稳定没有太大影响，国家的兴亡成败取决于政权能力和周边民族的军事实力。晚清之后，中国在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际政治中只能勉强自保，本土尚且自顾不暇，遑论关怀海外公民和侨民，也无力在他国拓展经济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两极对立的大格局中，除了关心和支援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外，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意识。
因此，对中国而言，这是我们的伟大文明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如此广阔的利益存在，而且它们对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是中国政府、企业和公民面临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在汲取欧美国家经验与教训的同时摸索前进。
对现在的国际秩序而言，这是霸权国美国第一次面对在由其主导的秩序中崛起的异质性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面对的德国和日本等国都不是在自己主导设计的地区和全球秩序中走向崛起和战争的，苏联在冷战中与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相互隔离。但是，中国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和全球秩序高度融合，中国在该体系中既保持了自身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又实现了利益的全球拓展，这触发了一系列问题：第一，美国对自我角色定位和国际战略正确性的怀疑；第二，目前的地区和国际秩序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调整，如何定位中国的角色与作用，是与中国做一定程度的切割，围绕自己重组秩序，甚至是围堵和遏制，还是与中国展开谈判，重新订立国际秩序“契约”？
我们应该怎么讨论“海外利益”？
新问题需要冷思考。按照字面意识，“海外利益”很容易被理解成国家利益在海外的延伸，“拓展与保护”就是确保这种延伸的广度、深度和安全性。但是这种理解只触及了一个“新事物”，即海外利益之于中国的意义，它忽略了第二个“新事物”：中国海外利益对于既有国际秩序的冲击，以及可能具有的价值。我们迫切需要能深度观察第二个“新事物”的广阔眼界和战略思维，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第一个“新事物”能否健康成长。
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评论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政策时批评道：“全球霸主不能对世界宣称它只是以自己所定义的‘国家利益’来指导行为。这正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所担心的，即美国将只会为了自己才会运用其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我们或许不同意卡根对美国国际战略的总体规划（比如他支持伊拉克战争），但是必须承认他的这一评论精准把握到了当前国际政治的一个本质：“国家利益”很难再为一国的国际行为提供充分辩护。
第一，海外利益发生在其它主权国家内部或全球公域，所以它至少关系到两个国家。因此，海外利益必须是一种共赢利益，它不能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必须能够对所在国和国际社会产生正向效应。第二，在全球化深度发展时期，人类行为的融合程度将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超越主权国家所设置的地理界限，这个时候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将与它规划和维持地区和全球秩序的能力高度重合，那么我们反而需要从地区和全球的角度来审视和反省“国家利益”的局限性。
我们所讨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具备全球（空间意涵）和世界史（时间意涵）的意义，一是它的实力提升要能够给地区和全球带来正向的外溢效应；另一个是它要给全世界带来新的（国内和国际）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能够向其它国家展示全新的发展路径，以及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思维方式，从而构建和形成更加趋于和平与繁荣的国际关系和人类生存状态。
思维的转变意味着问题焦点的变化，“海外利益”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和历史方位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我们在谈论中国“海外利益”的时候，不能是说我们要在全球无止境的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这是很多学者在谈论中国海外利益的时候所赋予这一词汇的负面含义），而是要突出它具有普遍意义的功能和内涵：在功能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的海外利益不仅要满足和支持国内的发展与改革，还要“成人之美”。在内涵上，中国的“海外利益”不仅仅要为地区和全球提供经济收益，还要贡献新的思维观念和制度形式。
两种秩序，两种困难
既然中国的海外利益需要置于更广阔的国际秩序中加以考虑，那么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国际体系做一个基本分析。毫无疑问，美国处于国际体系的最顶端， 但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其扩展程度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按照印度裔加拿大学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观点，该秩序的历史范围在开始和扩展阶段都很有限，在美国－英国－西欧－澳大利亚－日本这一地理范围中布局最为成功，也就是实现了“领先国家之间的和平”（Leading-Power Peace），这些国家国内秩序稳定、法律规范完整、经济发展和民众消费水平高，但是被高度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在东亚部分地区、中东、中亚和非洲等地理空间，美国的力量能够投射到，但是还不足以建立稳定和高效的，以自己为绝对主导的秩序。从这些国家的内部看，它们的经济处于欠发达状态，法律法规不健全，有的政治局势不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辨认出两种秩序，一种秩序由主要的发达国家构成，可以被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霸权”，另一种则是欠发达国家所处的失序状态，失序与欠发达相互强化。因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是真正的普遍秩序，它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在经济上制造富裕，也生产贫困；在意识形态上认为自己是普世的，但是强化冲突与对立；对欠发达国家不断干预，但没有带来有效治理。因此，两种秩序都需要改变，这就为中国的行动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如果仔细分析现有数据和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海外利益在前一种秩序空间中规模最大，而在后一种秩序空间中增长最快。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经济力量和人员的流入使得它们的威胁感不断上升。即便中国的货物、商品和服务给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带来了便利和质量，但是作为一个领土规模庞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异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国，它们对中国崛起的情感感知更多的是焦虑、担忧和恐惧。所以，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在下降，也在酝酿对中国的资本和人员施以更大的限制。
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和人员进入比较容易，但是缺乏我们国内发展需要的先进技术和成熟市场，而且可能会面临来自战争（内战和国家间战争）、宗教和族群冲突、社会运动（比如反政府运动和民主化运动）和极端民族主义等因素的直接冲击和损害，因此存在安全、违约和盈利风险。
通过对现有国际秩序和我们面临的两种困难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需要提升自己的塑造能力才能最终实现海外利益的拓展和维护，以及助力地区和国际发展。在第一种秩序中，中国要塑造这些国家内部民众对中国积极的态度和观点，更新他们现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规范，促使其反思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和改变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在第二种秩序中，中国需要关注这些国家内部的制度建设，在它们的国家治理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组织的援助和维和等行动；另一方面可以主动为政府和反对力量之间搭建交流沟通的平台、在教育和技能培训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加大投入，以及加强它们与中国民间的交流和互动往来，并且以制度化的方式将这些行为常态化。
总而言之，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海外利益的时候对“中国”和“海外利益”都要具备超越视角：“中国”的利益不是排他的，只有在有利于其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时候，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才是可能和有意义的。“海外利益”不仅仅是经济考虑，还具备价值内涵，它们都只有在中国能够塑造出更好的国际秩序时才能充分实现。最后，化用马克思的先知洞见来结束全文：（中国）只有造福其它国家和国际社会才能造福自己。（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