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未来的战略抉择，将是其国内政治与美中两国战略走向综合互动的产物
文｜孙文竹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院亚太所助理研究员
●身份政治与实用主义底色
●“吉田路线”和“积极和平主义”
●重陷困局
5月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40周年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中日关系“由竞争时代转入协调时代，共同为两国乃至地区与世界谋求发展”。一周后，日本政府告知世界贸易组织，准备依规对美采取报复措施，反对美国对其钢铁和铝制品征收关税。两相对比，日本的对外战略路线，再次耐人寻味起来。
身份政治与实用主义底色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战略构建始终围绕着两大目标展开，其一是对“大国身份”的追求，其二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日本各个时期的对外战略路线，形成于对两大目标的调和与权衡取舍过程当中。
日本的“大国意识”，一方面来自于浸润在其社会意识当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另一方面来自于长期封闭的岛国社会带来的文化独特性。前者要求日本明确自身在世界各国中的定位方能进退有据，后者则使其在对外交往中产生了“优越感”，难以接受“先进国家集团”之外的身份地位。此种意识，使维新伊始的明治政府在首份《外交布告》中提出“大力充实军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使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使三十年代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为赢得“东西方决战的最后胜利”而发动侵略战争，也使中曾根康弘、安倍晋三等战后保守派政治领袖以重塑日本的国家身份作为主要政治议程。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传统高度强调实用性与功利性，不关注整体性的所谓“永恒真理”，更重视以随机应变的“柔软”姿态获取眼前实利。这种文化使日本的对外战略呈现相对主义与机会主义特征，二战之后利用美国保护专心发展经济的“吉田主义”和新世纪以来利用美国霸权护持需要谋求提升国际地位的“积极和平主义”均是此类战略路线的典型代表。
“吉田路线”和“积极和平主义”
二战后初期，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吉田路线”，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主轴。该路线重经济、轻军备，安全主要依赖美国保护。在安保政策上，日本恪守“专守防卫”原则，将军事力量的发展与使用限于自卫所需的最低必要限度。“吉田路线”为日本战后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保证了和平稳定环境。在此期间，日本民众满足于作为“民生大国”而享有的富裕与繁荣，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安全方面甘愿扮演“中等国家”角色。
然而，关于日本国家身份的争论从未彻底消失。冷战后期开始，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等“新保守主义”政治家登上舞台，他们延续了战前即有的部分论调，主张日本应取得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国”身份，日本在国际政治及安全领域的影响与贡献亦应得到承认。2013年，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讲时表示，“日本永远不会成为二流国家”，“强大的日本已经回来了。”
12月，安倍内阁通过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规定“积极和平主义”为日本“应当首先明确主张的立场和基本理念”，更加重视日本在安全与政治领域的国际影响，更加强调外交能力与军事能力的建设与运用。以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引发的全球力量均衡变化被看成日本安全的重要挑战，日本将自身定义为“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希望同欧美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先进国家”一道，化解新兴国家带来的所谓“风险”。
“积极和平主义”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彼此呼应，一度运行良好。奥巴马时期，日本虽然对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所疑虑，但仍普遍认为“美国时代”不会终结，日本帮助美国克服中国崛起带来的领导力考验符合日美两国的利益。然而，这一路线过于依赖美国在经济政策与国际声望方面的支持，放大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策摇摆转向带来的冲击。
重陷困局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面高调宣扬“美国第一”，大搞“退出外交”、“意外外交”，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破坏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日本“言论NPO”网站2017年7月的舆论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日本国民对美国信赖下降或已无信赖，对未来的日美关系深感不安，并认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将要下降。有观点认为，世界开始进入“无领导时代”，日本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不确定性”。
日美同盟为日本带来的经济与威望资源均有所减少。随着特朗普退出TPP，在多个贸易领域频繁对日施压，并在2017年10月正式提出启动日美FTA谈判，日本借同盟谋求经济利益的难度明显增大，也无法继续借制度竞争提升自身在地区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美国退出TPP也使“安倍经济学”借美国市场倒逼结构性改革的算盘落空。在此条件下，日本舆论开始质疑为维护美国在亚太的权力地位而继续整顿安保体制的必要性，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安倍执政的稳定性，提高了国内政治重新洗牌的可能。
长远来看，日本综合国力的走向并不足以支撑新保守主义的“大国迷思”：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2035年，日本的经济总量将由当前中国40%左右水平下滑至20%以下，2050年进一步下滑至15%左右，排名第五位，列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后。按目前趋势，2035年日本人口将从当前12.6亿下降到11.7亿，2050年进一步下降到10.7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6.4%。至本世纪中叶，日本的相对综合国力将明显下降，重回“中等强国”行列。
当前的“积极和平主义”战略路线，与这些现实限制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张力。随着日本国内对“美国时代”的信心日益减弱，一些保守派学者开始主张，日本应抓住机会打破战后“和平主义迷梦”，积极谋求改革，加快实现“自主防卫”。具体举措包括自主发展核能力、从根本上修改“专守防卫”原则与和平宪法、加入北约一类集体安全组织等等，实现战略与安全上的独立，为被美国抛弃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主张日本继续坚持“和平国家”定位，以民生为重、自我约束军事力量发展的自由派观点仍有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对美从属关系和“大日本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应当缩减驻日美军基地、改定《日美地位协定》、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合作，并将政策重点置于民生方面，甚至实现完全的“非武装中立”。
按目前趋势看，日本未来10-20年内的战略重点将是提升自主性。一方面，逐步实质突破现有国内法律与“专守防卫”规范限制，建立能攻能守、实力较为可观、具备相当工业与科研基础的自卫军，同时继续在安全上巩固日美同盟，强化一体化融合行动能力。另一方面，日本将继续与美、澳、印等具有“共通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时，日本也将着力强化中日合作，落实“战略互惠关系”，对冲美国衰落带来的风险。
日本未来的战略抉择，将是其国内政治与美中两国战略走向综合互动的产物。面临世界与东亚地区格局秩序的变动，日本国内围绕国家未来走向的新一轮争论方兴未艾，而其最终结果，或许仍将诉诸“人民的选择”。（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