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国际力量对比下，全球传统大国和区域大国对全球与区域领导权的诉求也在加强，与之相应的，这些大国也在调整与中国的关系
文｜本刊记者杨海霞，张高胜 杨晶滢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大国变局
●海外利益保护
世界正在向着多极化发展，国际力量正在形成新的格局，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英国、德国等大国的国际战略观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这将深刻影响中国自身发展与塑造“一带一路”建设所处的国际环境。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长期来看对中美经贸关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能否经历考验？欧洲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中欧是否可以合作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印度日益展示大国雄心的背景下中印合作的空间有多大？中日两国关系重启，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否可期？ 中国最主要的海外利益是什么？对于已经形成的中国海外利益应如何保护？
2018年4月28日，由《中国投资》杂志社主办的“国际变局下的大国战略与对外投资态势”研讨会在北京国宏大厦举行。来自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多位学者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他们认为，在新的国际力量对比下，全球传统大国和区域大国对全球与区域领导权的诉求也在加强，美国致力于“重新伟大”，俄罗斯谋求恢复其大国地位，欧洲的“大西方”力量正在形成，印度寻求更重要的全球领导地位。与之相应的，这些大国也在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便是中美贸易摩擦，是欧洲国家收紧投资审查制度，是俄罗斯的向东看政策，也有印度在印太地区政策调整，这一切都投射在双方的经贸关系中，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与海外利益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国变局
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双方对于彼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思潮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陈积敏指出，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极为负面，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基本共识。在此背景下，美国将更多关注相对收益。与此同时，两国赖以合作的领域与平台恐将明显缩窄，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与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机制将因此受到重大挑战。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他仍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将会有更多的发言权。而寻找或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也成为促进双边关系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经贸与投资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思潮研究室副教授熊洁认为，需从全球政治经济和历史的维度中审视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此次贸易摩擦爆发点虽然主要在贸易领域，但涉及的领域又外溢到知识产权、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这实质上是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而此次贸易摩擦正值“多事之春”，其解决有可能会受到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问题的干扰和牵制。
而对于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俄关系，仍将有望持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助理研究员陈宇表示，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彻底放弃了融入西方的战略目标，俄罗斯对世界局势、自身地位以及战略目标有了新的认知与判断，俄罗斯认为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形成之中，并坚定维持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期望恢复“大国”地位。
“尽管特朗普上任后，不少人对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充满期待。但事实证明，只要俄罗斯和西方的目标依然迎头相撞，双方关系就不会质变。”陈宇表示。
当然，也应当看到，俄罗斯的“向东转”不是放弃西方。直到现在，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仍然离不开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何况俄罗斯人骨子里对西方仍有特殊的感情。俄罗斯战略界仍有一些人缺乏互利共赢的概念，对中俄合作、“一带一路”存在纠结、矛盾甚至抵触的心态。这类观点在俄仍有一定市场，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的最重要高科技产品的进口来源地是在欧洲，然而近来欧洲国家也希望模仿美国建立外资审查制度，对来自于中国的投资设限。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室副教授赵柯表示,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欧盟层面的对华政策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对抗性”思维，试图利用“大西方”的整体优势，以施加更大压力的方式迫使中国让步。
近期欧盟明确强调了其发展对华关系，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都必须对等，并希望中国承担起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所获收益相一致的责任。这种政策的转变集中体现在了“市场准入”“投资审核”等议题中。
除此之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晋表示，值得关注的是，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英国又开始重视以国家为主导的威胁和国际体系的稳定问题，并开始同时重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维持并有限度地增加军事力量。而法国认为现在是“战略环境充满不可知的时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母耕源表示，法国非常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同时也很关注中国的产品与法国产品的竞争。
在印太地区，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由于莫迪政府致力于将印度打造成一支重要的全球领导力量，印度的国际战略已发生重大变化。这种战略转变必然对周边造成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现朴认为，莫迪总理上台以来，印度的外交政策展现出更为进取的姿态，希望能够将自身从国际事务的“平衡力量”转为“全球领导力量”。
今年4月份中印领导人武汉峰会之后，中印关系释放出了许多积极信息，中印之间都希望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例如两国的贸易赤字，加快“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所以还应积极看待双边关系中的“合作空间”。
而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日本，重新回到了战略十字路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助理研究员孙文竹表示，尽管日本谋求“大国地位”，但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至本世纪中叶，日本的相对综合国力将明显下降，重回“中等强国”行列。在特朗普上台后，日美关系之间的调整使安倍政府面临一系列挑战，这迫使日本政府对其总体战略不得不进行反思。
她认为，日本的商业界对“一带一路”比较积极，虽然日本政府不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如果有利可图的话，日本企业也不拒绝。若加以引导，中日之间相向而行的空间较大，虽然也回不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程度。
海外利益保护
随着大国竞争和冲突态势愈发凸显，如何正确引导对外投资、切实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是当下的中国不能回避的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唐健认为，海外利益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国对其海外投资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投资国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却不升反降。传统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即军事和经济手段非但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会加剧这种困境。
唐健认为，海外利益必须是一种共赢利益，它不能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必须能够对所在国和国际社会产生正向效应。在全球化深度发展时期，人类行为的融合程度将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将与它规划和维持地区和全球秩序的能力高度重合，需要从地区和全球的角度来审视和反省“国家利益”的局限性。
对此，唐健主张采取塑造战略，将中国的偏好和政策主张内嵌到其它国家内部和国际秩序之中，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破解两难境地。
海外利益中，能源安全是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院教学秘书、副教授张仕荣指出，当今中国能源的对外整体依存度虽然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能源供给大多依靠煤炭资源。然而，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高于国际警戒线50%。在能源对外投资方面，中国是以油气投资为主，一旦发生冲突，其他国家便可以据此对中国的经济命脉构成威胁。
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国应该高度重视与拓展能源通道相关的海外投资问题，这对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