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市场潜力不可估量
文｜黎文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副所长
导读：
非洲对中非合作的诉求已经上升至工业化发展、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发展规划对接等更高的层面, 非洲的工业化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以实现“梯次承接”，很多领域都潜藏着巨大机遇
● 中非关系的示范作用
●经贸合作进入转型升级期
●中非合作潜力展望
近年来，中非关系的发展速度与合作成效大大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成为国际对非合作与南南合作的典范。中非关系之所以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取得如此大的成效与影响力，其关键在于双方合作把“发展引领”作为第一要务，当前，中非关系迈入到一个“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不仅要处理好存在的既有问题，更需要找到新的合作“增长点”，创新合作模式，激发新的发展动能，以保证中非关系行稳致远。
中非关系的示范作用
2018年是中国外交的“南南合作年”，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相继召开，但重头戏还是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其规模与受重视程度都首屈一指，这也契合了中国外交“发展中国家是基础，非洲则是基础中的基础”的战略定位。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创建的第一个机制性对话平台，鉴于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其模式也借鉴到中国与拉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中，于2004年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以及2015年成立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
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中非的合作效率与成果也独树一帜。在设施联通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洽谈的铁路合作项目众多，但因为种种因素，难以落地，而中国融资、建设和运营的亚吉铁路与蒙内铁路，在短短几年内就建成通车。在金融合作领域，在2006年成立的中非发展基金作为一支对外股权投资基金，其运营模式分别被复制到了中拉合作基金和丝路基金。
在国际对非合作层面，中非合作也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标杆”。 1993年日本创办的“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在时间上早于中非合作论坛，但中非合作论坛在势头上后来居上。2016年，日本效仿中非合作论坛，把其会议周期从5年改成3年，也是采用日本和非洲轮流办的模式。同样，中非合作的理念也影响了西方国家与非洲的关系定位。长期以来，在欧美话语体系中，非洲像一个学生，是被影响和被塑造的对象。但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对非政策宣介中，已经发生改变，欧盟近年来的多份对非政策文件中，“平等”、“互利”与“伙伴”是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在经济层面，受到中非关系的影响，西方不再简单的把与非洲的关系定位成“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而是更加强调贸易与投资。2018年3月，美国国会引入一项法案，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部分职能并入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成立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大幅增加商业贷款与股权投资额度，这预示着在未来美国对非经济政策中，“援助份额”将更多的让位于“市场商业性开发”。
经贸合作进入转型升级期
在中非合作中，经贸合作是推升中非关系不断发展前进的核心因素。近20多年，中非关系的成功源于经贸合作，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也集中在经贸领域。因此，中非关系要想转型升级关键是经贸层面上的转型升级。当前，中非经贸合作进入到“新常态”。以往的中非经贸合作主要靠贸易和工程承包拉动，从2009年至2017年，中国连续9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近年，受大宗商品价格起伏等因素影响，中非贸易大幅波动，2015年和2016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2017年虽回暖，但在中非经济增速放缓态势下，新的贸易“增长点”有待培育，短期内中非贸易难以回到2015年前“大幅增长，屡创新高”的局面。同时，在工程承包领域，中企已占据非洲半壁江山，据美《工程新闻记录》数据，2016年中企在非洲工程承包市场所占份额为56%，未来上升空间也极为有限。中非经贸合作要想突破这种“增长瓶颈”，就必须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找寻新的增长领域。这种转型升级，就需要中方与非方共同推进，做出调整与改革。
第一，中企的经营理念和模式要转变。在贸易和工程承包增长潜力有限的情况下，加大对非投资比重势在必行。当前大多中企理念仍停留在“赚快钱”、当“包工头”的层面上，尤其在工程承包领域，多数中企应对市场风险和属地化能力不足，在非洲缺少“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经验，一时还难以适应BOT和PPP的商业模式。同时，在非中企多是“单兵种”作战，未形成合力。例如，在非国企与民企仍合作不多，国内农业和制造业企业想去非洲，但不知如何落地，而在非长期经营、有人脉的中企想转型发展，却囿于专业门槛，没有合适合作伙伴而裹足不前。
第二，中方的配套政策和融资政策要有所转变。当前，国企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中流砥柱，但在对非投资领域，国企主要涉足资金量大、盈利回报大的能矿领域，对非洲亟需的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意愿低。同时，有强烈投资意愿的民企却囿于信息匮乏、无融资渠道等因素，在非投资困难重重，这种投资意愿与投资能力存在错位的现象需要相应的政策杠杆进行协调。对国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做出相应改革，对长期性、战略性的投资项目，要视其综合效益、长远效益、外交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客观全面评价。同时，要针对民企建立具有便利性与可操作性的融资渠道，改变传统上主要依据的资本规模、营业额等评价指标，重点考察民企管理团队素质、技术水平、发展前景等潜在绩效指标，并完善配套的投资咨询与国别风险咨询等服务体系。
第三，非洲国家政府要不断提升“筑巢引凤”的服务理念。由于历史上被长期殖民，一些非洲国家对待外资仍会有所疑虑，对外资的认知并不全面，甚至把外资视为“剥削”，吸引外资是“迫于资金瓶颈的无奈之举”。非洲要想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工业化发展，就必须破除这种思维，要不折不扣的落实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让外部投资者吃下“定心丸”，仅从东亚的发展经验看，吸引外资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核心关键。此外，非洲国家政府在管理上要更加有主动意识。当前，工业园区建设是中非合作的一大特色，中国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是政府主导和全程参与，因为园区是一个“政策试验田”，必须要有行政资源推动特色政策落地，但很多非洲国家是“企业办园区”，很多园区的失败就在于非洲政府的行政资源缺位。
中非合作潜力展望
当前，中非经贸合作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从非洲角度看，其对中非合作的诉求已经上升至工业化发展、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发展规划对接等更高的层面；从中方角度看，非洲的工业化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以实现“梯次承接”，同时非洲市场潜力更不可估量，很多领域中非合作都潜藏着巨大机遇。
目前，非洲社会经济结构正快速变化，其人口增长与城市化速度在全球首屈一指。在未来20年，10岁到24岁的人口占比超过30%。在2016年，非洲城镇化速度达到3.9%，高居全球各地区首位。和中国一样，城镇化的进程，必然推动中产阶级的崛起，目前，按照每日收入3美元到30美元的中产阶级定义，非洲中产阶级在1.43亿至3.7亿人之间。因此，非洲作为一个“未来的大陆”，有着不可估量的人口红利与消费市场。
同时，中非以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工业化合作前景广阔。从历史上看，劳动密集型的国际转移是必然趋势。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别国转移，日本整个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是970万人；在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总共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大约600万。当前，由于中国经济转型换挡，新一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出现了窗口期，中国相关的从业人口是8500万人，而非洲54个国家整个制造业的从业人数不超过1000万。这是非洲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如能抓住将显著提升非洲工业化水平，并解决其高失业难题。同时，中国在国际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中还处于中低端位置，在中国经济“腾笼换鸟”的转型之际，非洲成为了中企未来发展和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如埃塞的华坚、卢旺达的“C&H”等企业，都在非洲焕发了“第二春”。
此外，非洲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非洲虽然欠发达，但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十分重视。2018年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国家会议，把“第四次数字革命”作为会议的主题之一，非洲希望借助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国际发展的新动能，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铁路、核电、航天装备、电信和船舶、无人机、智能手机等行业已经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水平，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行业正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受到部分西方国家打压的背景下，非洲正以开放的态度迎接中国。在卫星领域，我国为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发射了多颗卫星；在电信领域，多个非洲国家的电信装备与国家通信主干网都是中企提供或建设；在手机领域，“华为”和“传音”分别在非洲的高端手机消费市场与中低端手机消费市场占据了重要位置，在无人机领域：根据京东2017-2018年度《世界物流无人机产业发展年度报告》，非洲国家对“无人机”的政策最为开放。像海信与海尔这样中企，牢牢占据了南非、尼日利亚家电市场的前列。
总之，以经贸合作为引领的中非关系在过去2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所注入的600亿美元合作资金，必然为下一阶段中非合作注入动能，更展现了中国对非合作的信心。当前，中非合作进入到转型升级期，新的合作增长点正在孕育，只要双方破除合作理念与机制上的藩篱，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未来。（编辑：杨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