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不仅经历了数次大规模中东战争，还长期笼罩在挥之不去的恐怖主义阴霾之中，仿佛每天都在“刀尖上过日子”，时刻担忧国家与民族的安危。因此，维护国家安全自然成为以色列历任领导人的第一要务。上世纪末，时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分欣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调存在，于是就仿效“美国模式”推动成立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意将其打造成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咨询机构，借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安全机制，同时也可巩固和提升总理个人的决策权力。但事与愿违的是，横空出世的以色列国安会在成立后的头10年内一直默默无闻，对其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甚微，名头远不及充满传奇色彩的“摩萨德”响亮。
为什么以色列国安会“开门立户”之后竟如此低调而淡定，直到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携王者之风重出江湖之后才声名鹊起？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安会成立不足半年，它的缔造者内塔尼亚胡就因大选失败而下台，导致其失去“靠山”而后续发展乏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以色列所秉持的国家安全决策传统。建国后，以色列长期面临极端复杂的安全环境，时常要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为此，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其他政府部门之上的决策核心——“安全内阁”，通常由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内阁成员组成。这个集咨询、议事、决策功能为一体的机构就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系统的“指挥中枢”，但凡关系国家安危的“战和大计”都必须经过安全内阁的同意，且通过的决议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此外，以色列总理和安全内阁历来高度倚重和信任军方的高层人物，因此，继内塔尼亚胡之后的贝拉克、沙龙、奥尔默特等历任总理都不认为自己和军方之间还需要一个整合与协调机构。这也就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以色列国安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备受冷落，甚至一度弃之不用的尴尬。
经过近10年的沉寂之后，以色列国安会终于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国家安全事务决策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不仅在规模、职权范围和专业性上有了长足进步，还不动声色地成为外交、国防和情报等多个部门就国家安全事务与总理进行联系的纽带。这种积极的变化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首先，2008年以色列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显著扩大了国安会的职权与作用，授权其组织所有与国家安全事务相关的部长级会议。其次，2009年3月内塔尼亚胡卷土重来，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作为国安会的倡导者和缔造者，他明显要比几位前任更加重视发挥该机构的作用。最后，曾有情报工作背景的乌兹·阿拉德于2009年出任国安会主席，给这个机构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近几年来，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谓异军突起，开始在决策层面发挥整合和协调所有国家安全机构的功能，地位与作用也随之不断加强。最为显著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定期牵头召开跨部门研讨会，国防部、外交部、摩萨德、总参谋部、军情局等机构都会派员参加，就国家安全事务交换意见，并形成对策建议供总理参考。能源安全、战略储备等领域也逐渐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纳入视野，使其涉猎的领域大为拓展。此外，以色列国安会还着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相关机构的交往，涉及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巴西、印度、埃及、约旦等诸多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国安会的交往，相应增强了以色列国安会主席对美以关系的影响力。
随着国安会的建立与发展，以色列国家安全机制趋于完善与成熟，逐步形成了3级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一是国家安全中枢指挥系统，由总理、安全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组成。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和军队最高统帅，对国家安全事务拥有最高指挥权；安全内阁是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机构，但凡由安全内阁做出的决定均具有最高权威性，必须得到坚决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为总理和安全内阁提供国家安全事务咨询，协调并监督国家安全政策的执行，制订国家安全发展计划以及就安全事务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等。二是参谋与咨询系统，主要包括由摩萨德、阿穆恩、欣贝特、外交部政策计划与研究中心等情报单位构成的情报系统和以综合安全系统组织为代表的咨询机构两部分。三是支援和保障系统，主要包括警察总局、国家安全机构、国防军预备役、民防和地区防御系统以及医疗、消防、交通、社会保障等社会相关部门。这些都是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政策的执行与保障机构，也是国家安全政策的具体实践者。
近年来，以色列国安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日益在国家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仍要面对诸多难题。首先，国安会的权威性仍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挑战。例如，在国安会牵头组织的安全内阁会议筹备会上，来自以色列军方的代表通常就会有所保留，不愿透露他们的政策建议。其次，国安会的影响力仍然有限，而且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以色列总理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总理个人风格与决策偏好。第三，以色列国安会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以色列是一个议会制国家，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总统制。根据以色列议会选举制度的有关规定，议会最大政党的领导人组阁成功后自然成为总理，但常常会出现各党派联合执政的情况，例如现任以色列总理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而国防部长却是左翼工党主席贝拉克。由于以色列内阁及安全内阁的决策经常受制于诸党派的利益斗争，而以色列总理也没有像美国总统那样拥有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力，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要想复制一个像美国那样成功运作的国安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文摘录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