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产业大转移的影响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所长黄汉权

世界产业大转移的影响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所长黄汉权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历次的世界产业大转移都带来了经济中心的迁移。第四次世界产业大转移趋势会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定位中国的制造业未来在世界上的位置和方向？产业政策应当如何调整？近日，就这些问题，《中国投资》杂志对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所长黄汉权进行了专访。

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特点

《中国投资》：有多项统计都在表明，这两年来自中国的产业对外流动正在发生，考虑到世界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几次产业大转移，都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迁移，您如何看待这次产业转移的趋势？

黄汉权：我认为，目前全球确实正面临着第四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全球经济的中心正在东移，以亚洲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比西方国家要快，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也在提升，世界经济呈现出东快西慢、南升北降的发展格局，这种趋势在过去几年表现更加明显。

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从英国向东往欧洲、向西往美国两个方向转移。第二次是二战以后从美国、欧洲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第三次则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

目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主要特点是，其一，受劳动力成本以及土地、、资源、环保等综合性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在下降，而印度、东南亚等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的国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优惠政策，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外迁。其二，受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的影响，“机器替代人”使得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成本的占比下降，一些技术含量高、主要销售市场在欧美的中高端制造业部分回流到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其三，区域性贸易互动加强提升区域内产业链合作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在北美，美墨加自贸协定旨在重塑以美国为主导、北美经济圈为核心的供应链组织网络和生产体系；在欧洲，德国提出把制造业在GDP中占比从目前的23%提高到25%以上，这意味着提高制造品的本地生产能力；在亚洲，中日韩合作深入推进，有利于形成中日韩主导、东盟、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参与的亚洲经济圈供应链体系。

《中国投资》：怎么看这次产业转移对中国的影响？

黄汉权：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有利有弊。

有利的方面：第一，倒逼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我们制造业经过成本快速上升之后，还要靠过去低成本优势来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必需通过效率提升、创新驱动来重新塑造竞争优势。第二，这也让我们思考怎么顺应这种趋势，推动构建由我们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生产体系。现在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国家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和下游环节，核心的产业和中上游环节还在中国，可以由此构建由我们来组织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改变过去纯粹以参与者身份嵌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供应链模式中，变参与为引领、被动为主动。

另外，这也对推动我国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带来契机。过去我们一直在说推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但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企业转移的动力不足。现在情况变了，东部企业转移意愿增强了。国家也好、中西部地区也好，要抓住这个机遇，采取更有力的举措，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以各类新区、自贸区、边合区、高新区、经开区、保税区等为重点，用好先行先试的体制优势和政策优惠，打造一批能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高地，推动国内产业梯队有序转移，促进形成优势互补、更加平衡和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不利的方面：一是，这会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过去很多东西都在中国生产、卖到全世界，现在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行业的加工组装环节迁走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会削弱，但不会动摇。

二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性受到影响。当前中国产业的最大优势就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有着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能力，现在这些产业链部分加工组装环节迁走了，产业链完整性就受到影响，时间长了也会带动中上游环节一起走，从而对中国产业整体竞争力构成威胁。如果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设备实施出口管制，我们的高技术领域“卡脖子”技术随时都会面临断供风险，进而危及中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安全性，这是个重大挑战。

三是，对正处于转型升级攻坚期的中国产业来说，由于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受限，产业升级步伐可能受到影响。

四是，挤压了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窗口期。目前，中国经济处于新旧产能转换的重要窗口期，理想的状态是，旧动能缓慢、渐进衰减退出，新动能逐步壮大补位，假以时日就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切换。然而，由于传统制造业外迁速度加快，实际上是把这个窗口期缩短了。

《中国投资》：作为制造大国、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处于“第三梯队”的地位，如今面临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在世界制造业的位置和未来发展方向？

黄汉权：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经济向前发展，产业必然要升级，换句话说，只有产业不断升级，中国经济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进而迈向高质量发展。这是与中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结构相匹配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要素价格便宜，现在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了，要素价格提高了，产业如果还继续停留在中低端水平，其效率和效益是支撑不了这个高成本的，所以中国产业必然要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水平。这是世界产业演变的规律，不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韩国，都是这样的，即先从纺织服装、轻工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然后发展钢铁、有色、煤炭、石化等重化工业，再升级到技术和知识密集的电子信息、汽车、航空航天、新材料等产业。目前我国重化工业的需求快到顶部了，资源能源支撑不了，产业结构就要切换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上去，就是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要进入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这个平台上，必然会和它们产生竞争，即从过去的垂直分工合作到现在和今后的水平竞争合作。这客观理性角度看，这种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在竞争之外，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大量存在。

关于我国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一方面，新兴的、高端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我们要做；另一方面，传统的优势产业也要守住，这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对GDP和就业的贡献大，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全靠这些产业提供。但是，在目前环境下，这些产业受成本上升快、转型升级慢和外部有拦截及追兵的挤压，多数企业面临较大困难，亟需加快改造提升，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嫁接到传统产业的躯体上去，使他的驱动系统、内部器官以旧换新，老树发新芽。

另外，我们要大力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服务业，这一直是我们的短板。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与生产型服务业发展不足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信息服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等。只有这些服务业发展起来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才有基础，这就需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同时，过去受不对民营资本开放的体制约束，优质的生活型服务业供给不足，比如医疗、教育、康养、文化等，现在放开肯定有社会资本愿意去做。

产业的空间布局方向

《中国投资》：随着这些年国内区域经济、交通布局、技术发展等剧烈变化，未来我国不同地区间的产业发展格局是否应当进行新的规划与调整？这其中要注意什么问题？

黄汉权： 产业布局更多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哪个地方适合做什么产业，企业在哪里生产，是企业家的自主选择，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布局选择权交给企业家，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作为，政府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对那些涉及重大国计民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如石化产业等，政府对其空间布局要进行引导。另外，对于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格局，也需要政府采取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引导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和集聚。这就要求国家一方面在布局重大产业项目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挥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特色，采取一些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的特殊政策，支持企业开发利用这些特色优势资源，引导资源型产业布局。如中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国家可以创造条件和提供政策支持，让企业去开发利用当地特色资源。

除特色资源外，中西部地区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丰富，而且价格便宜，下一步要千方百计引导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充分挖掘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比如说，将来国家的重大改革试点，或者和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是不是可以放在中西部地区，通过优先改革授权和政策优惠，在中西部地区打造一批政策高地和成本洼地，有效吸引人才和高技术企业落户。因为新一轮经济发展主要靠创新和人才，如果没有人才支撑，中西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中国投资》：过去我们从东到西的产业转移成果怎样？接下来注意什么问题？

黄汉权：国家推动产业转移10多年来，有一些承接示范区效果较好，如赣州、安徽皖江经济带等，总体来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原因有几个方面：中西部地区的综合成本，相比东南亚而言优势不大；中西部市场化改革步伐相对滞后，营商环境、政府效能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交通、物流等硬件基础设施条件水平仍然较差，而且远离消费市场和出口市场；同时，产业配套能力不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生态缺漏的地方还比较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最有希望的产业领域

《中国投资》：您认为中国最有希望的领域和行业是什么？

黄汉权：未来中国可能有几个产业需要重点关注，也就是最能代表中国引领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升级，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具有竞争力的亮点产业，第一就是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兴产业，如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4K/8K高清晰视频、虚拟和增强现实、远程医疗等，这些都是各国为占领新一轮竞争制高点而大力发展的热门产业。

第二，先进装备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很大，但处于中低端的居多，先进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基础还比较薄弱，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对装备制造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将会推动用更多的先进设备替代传统设备，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空间巨大。

第三，新材料产业。各行各业都需要新材料，市场需求空间很大，但我国材料产业特别是新材料和高端材料对外依赖比较高，要攻克的“卡脖子”技术很多都在材料领域，改变这种局面亟需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

第五，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中国的传统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赖很高，发展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是摆脱这种依赖的唯一选择。目前，我们在新能源推广规模和新能源汽车产销及总保有量上居世界第一，既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也有应用场景和技术支撑。

另外服务业领域中的文化创意、康养旅游等也是很有希望的行业。

《中国投资》：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也都有过产业政策，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一直备受指责，因为有些产业政策缺乏普惠性。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未来的产业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黄汉权：各国都有产业政策，我们的产业政策就是向日本学习的，美国现在也通过产业政策支持人工智能、5G、机器人、量子通信等产业，只不过他们的产业政策更具市场化和功能性。

我们现行的产业政策有些弊端，肯定是需要调整的，调整的方向是从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型，强化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要与竞争政策协调配合。但这不意味着国家不对重点行业进行支持。

目前我们产业政策的普惠性和功能性也在增强，如对整个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下调，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的税收优惠，对创新型企业、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等等。这些功能性的产业政策适用于那些风险高、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市场公平竞争的扭曲。我们接下来要学习借鉴国外产业政策中好的做法，聚焦专业化技能提升的人力资源培训、面向就业促进、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创新活动、缩小区域差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实施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尽量不与产能挂钩，避免落下造成产能过剩的口实。这些都是各国产业政策共同认可的方向，也与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相吻合，有其合理性。

编辑 | 杨海霞

设计 | 孙子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