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三）：治理层

这篇有关城市治理，取材于我在“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社会论坛：智能社会与协同治理”的演讲。

假想一个单是为我服务的智能机器。它可以代我思想，但不可能代我幻想、遐想；它可以代我感觉，但不可能代我感受、感应。更关键的是它的“学习”（被标榜为智能机器的强项）也不会真正提升它揣摩我的能力。

我同情我的智能机器，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不能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是个奇怪的动物，不完全接受时空的限制和逻辑的约束。在时空世界里，存在的就是存在，不存在的就是不存在。当然也可以是“可能存在”，但可能性是种概率，可以定量。

可是，我想有的是鱼与熊掌，同时存在和不存在。在逻辑思维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当然，也可以是“可能对”或“可能错”，但可能性也是种概率，可以计算。可是，谁都体验过错中有对，对中有错，产生出又爱又恨、欲拒还迎。非但如此，我的想法往往是不肯定、不稳定的。不断的变、不断在等。到最后，往往是时间或时势为我作出“决定”。机器怎懂得我的不理性？但是，我不能、不愿放弃我的本质（人的本质），机器也不能改变它的本质（稍后谈机器的本质）。这是人跟他创造的智能机器之间不能解的死结。

养狗的人说，狗是需要知道谁是主人。如果你不做它的主人，它就做你的主人，被它支配。其实，我的智能机器也在支配我。不是它“想”支配我，是因为它不能完全懂我，我又不能令它完全懂我，而我对它也依赖惯了，就不得不“迁就”它，变相地被它支配。

或者，用“解决”的心态去看这个由于人与机器的本质不同而产生的死结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我们可否正面的、积极的去寻求互补、双赢？就如猎人与猎狗。猎人按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去选择猎物，猎狗以它的速度和体能去帮猎人捕获猎物。但这需要猎人决意去“指挥”狗。

以上是描述一个智能机器单为一个人服务的情境。智慧城市要这机器服务整个城市，也就是同时服务多人，那就苦了机器，苦了市民。

“城市”的定义是“很多人凝聚在一起”。凝聚是关键。凝聚的本质是“活在一起”，凝聚的目的是“活得更好”。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是“人到城里是为了生活，他留在城里是为要生活得更好”。什么是“好”？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发挥”——城市凝聚众人，提升了每个人发挥的条件和机会；每个人的发挥使众人的生活更丰富。用在智慧城市上，这应该诠释为“智慧城市更能让个人发挥，让众人活得更丰富”。

“智慧”的特性是“有学习能力”。智慧城市是有学习能力的城市。其实，所有人类社会都有学习能力，人类历史清楚显示凝聚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和文化都在反映社会学习的过程。

最典型的学习方法是“尝试与错误”（trial and error）:错误（降低社会凝聚）的制度和文化会消失或被取代，正确（提升社会凝聚）的制度和文化被保留和延续。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反映不断学习。现在我们想用智能机器去提高社会学习的效率——选择正确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效率。

传统的社会学习一般是靠“经验”，因此，是累积的、缓慢的、渐进的。智慧城市的理念和实践将会改变这个模式，有几方面。

（1）信息输入量大增。由于智能机器处理信息的能力非常高，逐渐形成一种“任何信息都可能是有用信息”的趋势。

（2）信息的“量化”和信息处理的“公式化”成为权威的象征。不能量化的信息和不能以方程式处理的信息越来越被边缘化。

（3）机器学习的逻辑越来越“神秘”。由于信息量大，人脑没法追踪复杂的因果关系，人脑由电脑取代，“黑箱作业”开始。大量的术语缔造了“精英”。“神秘”引来“神化”。技术精英就像祭司，只有他们才懂“神谕”。这可能是“精英文化”的必然趋势，但肯定不是民主，因为大部分的民都是无知。不是对城市治理的无知，而是对智能机器与城市治理的关系无知。

（4）为此，受智能机器治理影响（支配）的市民的话语权越来越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精英面前，他们说的是越来越“不知何谓”，甚至是“反智能”。

其实，智能机器的原意是模仿人的智能，并加以提升，正如所有机器都是人的体力、智力、感觉的延伸。本质上，智能机器只是台机器——会思想的机器。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机器着了迷，主要是因为机器生产比人力生产可以产出更多的产品。但我们往往忘记了机器生产（包括生产知识）后面的一条硬道理，不变的逻辑——标准化。

城市治理能不能标准化？有两个答案。（1）城市凝聚的人（市民）绝对不标准，也不能标准化。他们的行为（还未说行为后面的动机和心理）也许“大同小异”，但“小异”往往就是造成社会纷争的因素，是城市治理的聚焦点。（2）城市治理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是标准化，不可能一人一策，也不应该是一人一策，因为这是变相的社会撕裂。为此，我们面对两难：社会行为不能标准化，城市治理必须标准化。

收集和分析标准化信息是智能机器的强项。它的弱项是对非标准化信息的敏感度和对非量化信息的分析力。

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有些比较复杂的事情不知应该怎样处理就打电话（或上网）查询。听电话的是机器。它要你按这钮、按那钮。但所有的“菜单”都没有提及你想问的问题（向越大的机构，尤其是政府查询，这类情况越多）。从智慧城市精英们的角度去看，真正的“问题”是你，因为你问的不是标准化的问题。但你不会因为自己问的不是标准化问题而自惭，只会怨气更高。

城市治理者须知，99%市民满意，1%的市民在1%的事情上不满意就会完全否定你的“政绩”。可能这些都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但人类社会的凝聚与撕裂就是由这些小小的不满积累而激发的。

其实，所谓“标准”的信息，里面可能是很不标准的。如果把表面看似标准，看似可量化的信息误用，就有问题了。举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例子，我自己的体验。

连锁食店打电话给我，做问卷调查。“你认为我们的自助餐的性价比如何，5分是最高，1分是最低？”我说“我不能答你，因为是我的爱人结账，所以我不知价钱，你可以告诉我价钱吗？”问者说，“我不能告诉你价钱（他当然是‘按章办事’，因为他一定要按访谈表上的文字来问，不能加减，不然会影响答案，收集的信息就不能作‘科学’的统计和比较了）”，我说，“这样子，我就不能回答你了。”他锲而不舍地说，“那你就随便给我一个答案吧，好使我交差。”我忘记了给他什么答案，但相信是3或4，一个“不冷不热”的答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我的“答非所问”就成为他们“决策”的依据。祝他们好运吧。

我自己也常用问卷。一次，我做老年人居住小区环境的调研。城市规划是我本行，而城市规划中有条“教条”——所有人都追求更多的社会接触。邻里区的小超市是个好的社区环境设计概念，因为在规划者的脑里总呈现这样的情境——邻里区居民到小超市买东西，碰到熟人，寒暄几句，打开话匣，由店内说到店外，聊半天；就算不是熟人，也都是熟口熟面的，就算大家点点头也是种人气。所以规划者总认为每个邻里区里有间小超市是重要的。调研要找的信息是“多重要”？典型的提问是，“你认为区内设小超市是多重要，10分是极为重要，0分是绝不重要？”我也是照问，照把答案记录下来，作日后分析之用。有位老人给了一个9分。

大家做过问卷调查的都知道，访问要结束前的最后一个问题一般是，“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这是个“过场式”的问题，是礼貌地说“访谈结束”，既不预计人家有什么说，而说什么也很少记录下来。但给我9分的那个独居老人（老人独居很普遍，起码在西方）特别健谈，拉着我说个没完，从他的日常生活细节到他的家庭关系。他说，“你看，虽然我是行动不便，但我比别人幸运，我弟弟的儿子对我很好，差不多每两星期就来探望我。他是开车来的，总带我到市郊的大超市买我所有需要的东西，那处特别平价，选择也多……”。那么他半小时前给区内小超市的重要性打个9分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他的“9”是他的“想当然”（很可能是从传媒或其他渠道听“专家”说过邻里区小超市的重要性），但是，对我的访谈非但全无意义，甚至扭曲我的数据。通过访谈我想知道的是受访者的“个人”行为和观感，而不是他以为老年人“应有”的行为和观感。不知多少问卷调查的数据后面是这样的“答不对题”。“标准化”问卷所得到的信息往往是“答非所问”。

任何调研都有着这个结构性的缺陷，叫“垃圾进来，垃圾出去”。灾难是把垃圾当好东西。用来做城市治理决策依据肯定是问题。但问题多大？人类的适应力很强，在一个“渐进”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的适应是差不多看不出来的、感觉不到的。举个小小的例子。大家都用电脑。请看看键盘。a，b，c，d，e……是怎样排列的？为甚什不是按字母的顺序，一行一行的排？为什么q，w，e，r，t排在第一行？你可知道，这排列完全是为了方便英语打字，而且是用十根手指来打字。键盘设计是方便输入英语中最常见的the，ing之类的字。所以q放在尾指，不方便，因为少用。换上汉字拼音输入就完全不一样了。汉字用q的不少，用z的更多，但都是放在尾指位置。你看，中国人已经完全“适应”了英语衍生的键盘。你感觉到这适应吃力吗？相信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在适应，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用过方便汉字拼音的键盘（更不用说汉字拼音从来不是中文字）。我们一开始就是英文键盘。就像“温水煮青蛙”。我们在温水这么久，而温水是慢慢升温的，哪会察觉“危险”，直到“温死”。

智慧城市带上“科技”光环、“进步”光环、怎能不令人神往和信服？但是，“科技”是需要说明用来做什么的？“进步”是需要知道朝着哪里走的？我不大知道在城市治理中智能机器是用来做什么的，朝着哪里走的。但我希望有人知道。谁？科技精英？他们现在大多是黑箱作业。要声明，我不是说他们有道德问题。但是，如果他们是老实的，我相信他们也会承认他们也不大知道智能应该怎样用，往哪里走。

如果科技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被科技支配，人就得承担起“指导”科技的责任，因为科技的内在逻辑一定是走向支配人（包括支配科技工作者的心态）。人必须主动的、积极的去指挥科技的使用和发展。这才会是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

人的事必须由人来决定，不能由机器、不能由制度决定。机器和制度是不能负责的，只有人才有道德意识（善恶的分辨），因此才可以负责；只有人才可以做道德选择（善恶的取舍），因此必须负责。这是自由人的定义、自由人的尊严。

机器、制度都是“工具”，不是“目的”。有史以来，人类都是先有了目的、或有了待解决的问题，才找工具或发明工具去处理，也就是，目的指导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如今，智慧城市的趋势是先（或者是已经）有了工具，然后去找一些可以用这些工具来追求的目的或解决的问题，甚至“发明”一些目的和问题去让这些工具“解决”。英语称之为“拿工具去找问题”(Solutions in search of problems) 。这是很怪异和本末倒置的，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西谚有云，“如果你有一个锤子，你看见的每件东西都像钉子”（If you have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发明锤子是为要打钉。对打钉来说，锥子是最合适的工具。但假如你有的是螺丝，你用锥子去打螺丝入木头，就连木头也打坏。你要另外发明螺丝刀（虽然可以用锥子打钉做参照去发明螺丝刀，但螺丝钉是不可以用锥打的）除非你把你的螺丝钉通通换成钉子，亦即改变自己的本质去迁就工具。

现在的“智能”，特别是数据，都不是为城市治理发明的，起码不是当初的目的。当初是为研究顾客(消费者) 行为而发明的。当然，“商人”（包括为商人服务的专家学者）要把这套玩意卖给城市治理者，就得把它“包装”成为城市治理工具，但工具的本质没有改变。更深一层，很多这些智能工具也不是为研究顾客（消费者）而发明的，只不过是有人“发现”消费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消费行为记录可以用来追踪和分析消费者行为，从而可用来发掘或扩大商机。这有两个启发：没有商业意义的智能不会被发明；发明了的智能一定要为商业服务。在商言商，这绝对无可厚非。但是，市民不是顾客（消费者），虽然不少学者专家坚持市民与政府的关系跟商业交易无异。社会也不是市场，众人的事不能像市场价格一般通过博弈来处理。不然，哪还需要有政府。

深层次的真相是，城市治理不是市民(包括个人、单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事，是政府解决市民与市民之间各取所需时产生的矛盾和纷争，是政府协调市民与市民之间各尽所能时所需的互补和互助。在这些解决和协调上政府的唯一原则是“整体利益”，而整体利益的唯一衡量是整体的生存与延续。

作为工具，智能的合适性和有效性只可以用这个原则来衡量。为此，这个原则也应该用来指导智能的使用和衡量智能使用的效率。可以说，智能（作为城市治理工具）的功用就是“帮助政府以整体利益（整体的生存和延续）去解决市民之间的纷争和协调市民之间的互补”。这需要市民与政府“共同”去制定在特定时空下的整体利益、分析市民之间的纷争和互补、设计针对性的解决和协调方案、和对方案实施进行监察并作出反馈。

只有市民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他们要“告诉”政府，政府才知道要为他们提供什么；只有政府才知道它可以提供什么，但它要告诉市民，市民才知道可以从政府处拿到什么。为此，成功的城市治理（成功的定义是整体利益下的和谐凝聚）的第一步是“打通”这条市民与政府之间互相“告诉”的渠道。

这条渠道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有智能机器的份儿。我可以想象政府全程利用智能工具去制定、分析、设计、监察、反馈，市民全程的利用智能机制去参与和发挥影响。这将会是一个政治指导技术、技术检验政治，定性指导定量、定量检验定性，整体保障个体、个体丰富整体的智慧城市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