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国家数字贸易规则变革及其影响

近年来，海湾阿拉伯国家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以数字经济为重要抓手，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引进与制度革新，力图打造区域数字贸易枢纽。在这一进程中，以阿联酋、沙特为代表的国家陆续出台涵盖数据主权、网络安全、跨境电商监管、支付系统管理等领域的一系列新规，旨在构建符合本地价值体系与安全需求的数字治理架构。这些政策调整不仅体现了海湾国家对数字主权的日益重视，也对外资企业，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电商平台和支付服务商，提出了更高的合规与适配要求。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海湾地区长期是中国数字企业“出海”的战略重点。随着Shein、Temu、AliExpress等平台加快布局中东市场，企业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已从“空白地带”迅速演变为“高监管区”。平台在数据本地化、支付合规、物流清关等方面频频遭遇瓶颈，亟需找到有效应对路径。

本文拟在梳理海湾国家数字贸易监管政策演进脉络的基础上，结合菜鸟、Shein、支付宝等企业的实地操作经验，分析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海关”合作、沙盒监管试点、本地化合规团队建设等方式，有效应对政策挑战，提升合规能力，为后续企业提供可借鉴的实操路径与应对思路。

海湾国家数字贸易监管政策变革概况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近年来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日益重视数字贸易治理的制度建设，尤其在数据主权、跨境电商管理、支付系统安全等领域逐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监管框架。这一系列政策变革既反映了本地政府强化数字主权和网络安全的战略诉求，也体现了海湾国家希望通过制度塑造提升区域对外资企业的筛选能力和谈判地位。

首先，数据主权成为监管变革的核心议题。2021年，阿联酋正式颁布《个人数据保护法》（Federal Decree-Law No. 45 of 2021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标志着该国在数字领域迈出监管立法的重要一步。该法规定，未经许可不得将本地用户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境外数据出境需接受主管机构的风险评估和许可程序。这一立法具有明显的主权导向，强化了对本地数据资产的掌控，直接影响到中国平台型企业在用户信息收集和云服务部署上的操作空间。

其次，跨境电商平台监管趋严，尤其在商品合规、安全标准和税务申报方面体现尤为突出。以沙特为例，该国海关在2022年推行了全流程电子清关制度，并与本国标准局（SASO）联动，要求所有进口商品须事前完成产品合规认证（Saber系统），未登记的商品不得入境。这意味着跨境平台如Shein、Temu等需提前配合供应商完成产品备案及标签翻译等手续，增加了运营流程的复杂性。

支付合规同样是监管调整的重要方向。随着数字支付在海湾迅速普及，各国央行加快建设本地支付清算体系，强化对外资支付机构的准入管理。2023年，沙特央行（SAMA）出台新规，要求境外支付企业如支付宝、PayPal等必须通过本地注册的清算机构合作方开展业务，同时存储交易数据在沙特境内服务器，并接受反洗钱、反恐融资审查。此外，阿联酋央行亦在2022年设立“数字支付牌照”制度，仅限通过审批的企业进入数字支付市场，推动行业集中化与合规化。

这些监管政策的出台，不仅出于国家安全与数据控制的考量，也意在通过制度壁垒培育本土数字服务生态。例如，阿联酋在推动数据本地化的同时，扶持本地云服务商如G42与国际巨头合作设立合资数据中心，以形成技术能力与主权控制的双重保障。

总体而言，海湾国家的数字贸易政策正从“规则空缺”快速过渡到“有章可循”，政策体系呈现出“国家主权优先、本地控制为先、对外审慎接纳”的特征。对中国企业而言，原有的“轻合规、高效率”运营逻辑正面临制度层面的再调适，需重构在当地的合规能力、合作模式与市场定位，以应对持续演进的政策环境。

中国企业面临的典型合规挑战  

在海湾国家不断强化数字主权和本地合规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压力和治理摩擦。尤其是在数据跨境流通、平台合规申报、支付结算及税务遵从等关键领域，一系列本地监管标准与中国企业原有的运营逻辑存在错位，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

（一）数据跨境限制加剧运营成本
当前，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等国均已出台数据本地化法规，明确要求敏感信息、支付数据、用户身份识别等必须存储在本地服务器。这一制度安排在本质上旨在保障国家数字主权与信息安全，但对于高度依赖云计算的中国跨境平台而言，意味着必须在本地建设或租用数据中心，增加了技术投入和运营成本。例如，Shein原本依赖中国国内的服务器体系进行数据调度和客户行为分析，但在进军阿联酋市场后，不得不与当地云计算企业合作，将部分用户信息迁移至本地节点。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技术迁移，还伴随着大量法律审查与合规评估，加大了系统管理复杂度。

（二）商品合规与通关审批流程繁杂
海湾国家电商市场的开放度日益提高，但同时也在强化对进口商品的监管门槛。以沙特为例，所有通过电商平台进入本国市场的商品，需事先在Saber系统中完成注册和合规认证，包括电器产品安全标准、化妆品成分合规、标签阿文翻译等多个维度。对Temu等商品种类繁多、供应商体系分散的平台而言，意味着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前端品类筛选与后端合规处理。一旦平台未完成相应认证程序，商品便有被海关滞留、退运甚至销毁的风险。此外，GCC成员国尚未实现跨国标准互认，中国企业往往需要为同一类商品重复认证，进一步拉长了上架周期。

（三）支付合规与牌照门槛带来制度壁垒
海湾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普遍对数字支付持审慎态度，强调本地可控与透明合规。当前，无论是阿联酋的Central Bank Digital Payment Framework，还是沙特的支付清算监管条例，都对外资支付机构提出了本地牌照注册、数据存储合规、KYC（了解客户）体系健全等硬性要求。例如，支付宝若欲在阿布扎比上线扫码支付功能，需依托获得阿联酋中央银行认可的本地清算机构，并接受反洗钱与反恐审核。这一制度设计有效压缩了外资支付机构的独立空间，迫使中国企业在当地寻求战略合作或设立合资主体来规避监管障碍。

（四）税务政策不一，增加运营合规难度
除电商和支付监管外，税务制度的异质性也对中国企业构成挑战。近年来，海湾国家纷纷引入增值税机制（如阿联酋和沙特的VAT制度），并计划逐步推行数字服务税。对于原本通过价格优势取胜的中国平台而言，税务负担的增加无疑压缩了盈利空间。同时，部分海湾国家缺乏明确的跨境数字税规则，使得中国企业在报税流程、账务归集、发票管理方面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例如，一些本地税务机关要求企业在提供数字服务过程中开具本地标准发票，而中国平台在技术系统和服务模式上尚未做好完全适配。

（五）本地法律语言与行政审批文化差异
合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法律和文化层面的双重适应。在海湾国家，绝大多数政策文件以阿拉伯语为准，英语译本往往滞后或不具法律效力。这对中文母语的企业构成天然障碍，尤其在涉及法律责任、监管罚则、申报细节等方面，易因理解偏差而导致操作失误。此外，部分国家审批流程冗长、沟通机制不透明，加之本地公务体系重视“官方渠道”与“关系信用”，令初入市场的中国企业在政府对接、牌照申请、合规申报等方面难以形成有效路径。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在海湾市场的合规挑战具有制度多元、语言复杂、成本高企的特征。这不仅要求企业加强对目标市场监管趋势的研判与应对，还需要在组织层面建立跨文化合规能力与本地公共事务团队，才能在日益规范的政策环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 中国海关AEO国际互认提速

应对策略分析：案例与机制探讨  

面对海湾国家日趋严密且趋于制度化的数字贸易监管体系，赴海湾拓展业务的中国企业逐渐意识到，原有的“后置应对”策略难以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部分先行企业已在合规机制建设、通关流程协同、金融试点探索、数据合规治理等维度进行实质性尝试，构建出具备复制意义的实践路径。本部分以Shein、连连支付、菜鸟网络、Anker和阿里巴巴国际站等企业为代表，系统梳理应对路径，供更多中资企业借鉴。

（一）推动“数字海关”合作，提升通关透明度与效率
跨境物流是数字贸易落地的基础，然而在海湾国家，传统报关模式在操作流程、信息互通及查验环节仍存在诸多“瓶颈”。菜鸟网络在阿联酋迪拜自由区落地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通过与迪拜海关的数字报关系统对接试点，构建了“发货前电子申报—清关可视化跟踪—智能放行判定”的闭环流程。这一举措显著减少了因商品品类标签错误、发票内容不规范等问题导致的滞港率，极大地压缩了整体交付周期。

更具前瞻性的是，义乌海关目前正与沙特、阿联酋等地尝试推动“数字清关互认”机制，即通过共享中国AEO高级认证企业名录，在海湾地区享受更低查验率与通关担保金政策。未来若能拓展至《RCEP》框架下的跨境通关接口对接，将为中国企业创造更加稳定的制度红利。

（二）参与“监管沙盒”试点，降低金融科技合规门槛
金融科技是跨境电商运转的核心支撑，尤其在VAT代扣代缴、本币结算、平台佣金清分等关键环节，合规化运营已成为外资企业是否能长期立足的门槛之一。连连支付较早识别到这一趋势，并在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设立数字支付试点，成为首批进入阿联酋监管沙盒体系的中国企业。其通过与本地税务、金融监管机构协商，形成了“结算+税务+监管对接”的本地闭环，显著降低了日常运营合规摩擦。

值得一提的是，连连支付还主动参与了海湾国家新兴支付系统AFAQ的标准制定讨论，与本地金融机构尝试在跨境清算方面引入人民币直接结算，为未来构建“去美元化”的中阿支付生态打下基础。

（三）构建本地数据合规能力，平衡效率与安全
Shein的本地化数据治理战略是当前中国出海企业中执行最为彻底的案例之一。在阿联酋境内，其通过合作建立本地数据节点，配合《个人数据保护法》中的本地存储与审查机制，构建了覆盖订单、支付、用户信息的合规存储体系。同时，其设立“数据治理官”，专责本地数据分类管理、违规预警与跨境同步接口审查，已成为平台治理中的常规职能岗，值得更多平台型企业借鉴。

类似地，Anker在阿布扎比通过与本地运营商共建云平台，部署远程设备控制系统，解决了因数据“回流中国”而可能引发的合规冲突，提升了本地客户的信任感与使用满意度。

（四）加强本地法律合规资源建设，重构组织支持体系
在法律沟通与行政审批方面，不少中国企业过去面临“语言障碍大、审批周期长、材料不符”的实际困难。为此，阿里巴巴国际站在沙特利雅得设立本地事务中心，专责协调政府关系、处理本地合规文件与办事流程，并组建了常驻律师团队，有效提升了对外响应能力。

Temu则在总部设立了“中东法务联络机制”，配备中英文双语人员负责与分支机构沟通审批、税务与政策更新事项，形成了总部与前方机构的“合规并轨”体系。这种制度型调整，有效缓解了一线机构“单打独斗”的困境。

（五）利用中阿政府间平台拓展制度合作空间
最后，在制度型合作维度，中国企业正借助中阿合作框架深化合规话语权建设。例如，Shein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一道，参与了沙特Saber平台“中国标准接口模块”试点，推动部分产品按照中国GB/T标准进行“预合规认证”。这一机制不但降低了技术壁垒，也为中国企业获得市场准入提供了制度支撑。

此外，中阿数字经济论坛、自由贸易试点区等平台正在形成中资企业参与区域数字治理的“中介通道”。连连支付、菜鸟等企业也正在尝试在这些合作框架内争取中资企业数据出境豁免、税收协调等实质性成果。

综上，中国企业在海湾市场的应对策略，已从“适应监管”走向“参与构建规则”的新阶段。其成功路径不再是单一合规行为的累加，而是通过机制、组织与制度三位一体的调整，建立与海湾国家法规环境相适应的商业生态。未来，谁能率先实现“合规前置+能力嵌入”的转型，谁将在复杂的市场中获得更多主动权与竞争力。

⬆ 全酋通物流

制度协同与区域合作的可能路径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持续加快，制度摩擦已成为制约其在海湾国家长期运营的重要隐性成本。近年来，中国与GCC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互动日趋频繁，不仅表现在双边经贸数据的快速增长，也体现在政策层面的持续对话与机制性合作的逐步铺设。面对海湾国家日益强化的本地数据法规、税收监管与认证体系，中国企业单一应对策略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寻求制度层面的协同路径，逐渐成为头部出海企业与政策制定者的共同诉求。

（一）“数字丝绸之路”机制下的政策沟通平台初显效力
以2022年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为起点，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贸易合规、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开始形成定期对话机制。Shein、阿里国际站等企业作为民间参与代表，已多次通过中阿数字经济对话平台提交政策建议，包括推动《个人数据保护法》在豁免范围内对跨境用户行为数据给予灵活处理建议、倡导中国电商平台参与GCC联合标准制定等。

针对这一基础，未来可进一步推动建立“中-海数字治理政策对话机制”，涵盖政府监管机构、商会联盟与企业代表等多元主体，就跨境数据流动安全边界、平台算法透明度、AI内容审查责任等热点问题形成机制性协商机制。对于像Temu、连连支付这类平台依赖型企业而言，此类机制一旦落地，将在源头上降低合规不确定性。

（二）跨境电商监管对接机制亟待补齐规则空白
当前中国企业在海湾市场仍面临通关标准不一、溯源程序不明、退货机制滞后的现实困境。例如，在沙特Saber认证体系中，部分中国产品无法获得与欧美同类商品一致的预认证路径，导致物流延迟与商品积压。菜鸟网络提出的“原产地认证溯源接口接入”建议，正是在解决这类技术性障碍，尝试推动中海双方就电子报关编码、发票格式、批次识别等信息标准建立统一认定机制。

以支付领域为例，阿里巴巴国际站在与沙特Nafath数字身份系统对接过程中，曾因API接口标准不兼容，导致买家无法顺利完成身份认证，影响交易完成率。若能推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中资金融科技平台与海湾国家官方认证系统实现双向认证，将大幅提升支付流程顺畅性，亦利于未来在个人信息保护责任上的制度分摊。

（三）税务与跨境结算机制的制度协同需求日益迫切
从中资电商企业的实际运营反馈看，税务制度的不对称性已成为影响盈利模型设计的重要变量。连连支付、Shein等平台型企业普遍面临VAT重复登记、税务身份审核周期长、跨境交易的发票不能通用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阿双方有必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启动“数字税收信息互换机制”试点，例如推动在GCC地区试行小微企业“税前预缴+汇总清算”制度，简化税号申请、降低新兴中企初期运营成本。

此外，中国企业普遍对“跨国税收争议仲裁机制”表示关注，尤其是在遭遇本地执法误判或税务追溯后缺乏申诉通道的情形较为突出。借鉴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中已有的多边仲裁先例，中阿双方可考虑由经合组织或中阿联合商会主持设立跨境税务争端协调机制，以保障在地企业权益、减少政策灰区摩擦。

（四）利用自由区制度溢出效应进行机制试点
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不断成熟的当下，与海湾国家自由区建立机制联动平台具有现实可行性。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例，其在数据出境审查豁免、跨境结算自由度、平台服务外包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与迪拜自由区（如DIFC、JAFZA）的政策空间存在高度互补性。中企可选择以“制度对接+业务协作”模式在两地开展制度沙箱试验，为后续扩展至GCC更广范围提供“制度中介样板”。

Shein正在推动其中东业务的财税处理在海南FTZ与阿布扎比ADGM之间建立“审计互认+账务分流”机制，以规避重复申报与监管误判；而菜鸟在迪拜数字清关中心的运营规则，也为中国相关监管部门了解GCC实际执行逻辑、设计更具契合度的出口指导政策提供了重要反馈接口。

制度协同的本质，是实现“规则嵌套”而非“政策复制”。中国企业在海湾国家推进数字贸易，不应仅局限于遵守当地规则，更应通过政策参与、平台协商、机制对接逐步嵌入当地制度建设进程，进而获得规则协商权、议价权与话语权。未来，谁能在制度维度率先建立起稳定连接机制，谁将在合规博弈中占得先机，赢得更具确定性的市场空间。

结语  

随着海湾国家数字贸易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电商拓展面临合规标准趋严、数据治理强化、支付体系本土化等一系列挑战。从数据主权立法到跨境支付监管，再到本地税务登记与清算制度的调整，均对中国企业的运营模式提出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强化合规战略意识，尽早布局本地法律服务和合规团队，避免“先上车后补票”式扩张带来的政策风险。同时，应注重与海湾国家监管机构、行业组织保持常态化沟通，参与当地政策试点与制度建设，推动务实合作。

建议政策层面加快中海数据流动、跨境结算和数字身份体系方面的标准对接；行业层面鼓励建立中阿企业联合合规平台，提升中资企业在海湾市场的制度适应能力。唯有将合规视为长期竞争力的一部分，才能在规则博弈与市场演进中稳步前行。

【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4NXCGL0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