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沿线国家在经济合作、科技创新、能源开发利用、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面对新形势下大国博弈加剧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深化国际次区域合作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中国—东盟国际区域合作的战略支点。其意义不仅在于释放地缘经济潜力、保障共同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更为动荡变革中的全球秩序重构提供了区域合作的典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翼，其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战略考量。

（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承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从公元前二百年左右萌芽，形成于秦汉，繁荣于唐宋，明清时期日渐衰落，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古代经由南海、印度洋连接亚非欧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正式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后，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构成“一带一路”，被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现。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合作框架，涉及范围具有动态性和延展性，从地理走向上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向西到印度洋，最终连接欧洲，形成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这是古代中外海上贸易交流和文化交往的主要通道，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可达南太平洋岛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形成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在参与主体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对象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沿海国家为主，但也包括部分内陆国家，通过“陆海联动”方式参与。主要覆盖东盟十国、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东非沿岸国家，以及北非和南欧的部分国家。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自提出以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经历了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倡议提出与规划布局阶段（2013～2015年）：此阶段以顶层设计和理念宣传为主。特别是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合作原则与方向。通过高层互访、举办论坛等形式，与多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凝聚国际共识。

2.项目启动与早期收获阶段（2016～2020年）：一批标志性重点项目陆续落地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东盟自贸区2.0版于2019年全面实施。降低了关税，扩大了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RCEP的实施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陆海联动项目稳步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枢纽港口进行合作运营与开发。

3.调整深化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面对新冠疫情爆发、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新挑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贸易航线持续拓展，经贸合作更加注重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责任和环境影响，强调“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合作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升级。

促进海丝国际次区域合作的现实意义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合作框架下，海丝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应主要聚焦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综合考虑区域内海上运输、经济、贸易、人口等因素，建议将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吕宋岛以及越南中南部作为我国海丝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对象。

（一）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领域
海丝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的五个国家各有其特点。其中，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国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居东南亚首位。印度尼西亚有超17000个岛屿，爪哇岛是人口、经济最为集中的岛屿，也是原首都雅加达所在地（2022年迁都），2023年，爪哇岛对印尼经济的贡献率达57%。同为多岛屿国家，菲律宾由7100多个岛屿组成。其中，位于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是菲律宾最大的岛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是首都马尼拉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所在地，也是全国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越南与中国西南边境接壤，地形特点是南北方向非常狭长，最长直线距离可达1640公里，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胡志明市是越南唯一的中央直辖市，GDP占全国31%，承载着国家经济核心功能。越南南部的胡志明港、海防港等都是东南亚重要港口。马来西亚被南海分隔为东、西两部分，分别是马来半岛南部（西马）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东马）。2024年，马来西亚人口中华裔仅次于马来裔，占比22.6%。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由新加坡岛及附近63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新加坡是华人占比最高的国家，约占总人口的74%。

我国东南沿海与次区域国家经济上优势互补，可以从产业链整合、能源资源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一是深化能源资源领域开采合作。东南亚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盛产橡胶、油棕、椰子等‌热带经济作物和锡、石油等‌矿产资源。其中，印尼作为全球最大镍出口国，其镍产品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半数。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丰富，橡胶、棕油和胡椒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前列。二是制造业产业链协同。岘港以南的越南南部集中了大部分轻工业和农业。越南制造业发达，2024年越南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橡胶塑料制品、家具制造和电子设备表现尤为突出。近年来英伟达等半导体企业投资越南，越南高科技产业占比显著提升。新加坡作为全球半导体制造的中心之一，电子、精密工程、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和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也具有很强竞争力。近年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电子业等制造业也发展迅速。通过与我国东南沿海制造业产业链深度联动，可有效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降低产业同质化竞争程度。三是服务业合作。东南亚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签证便利化和消费模式升级，中国赴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越南超过泰国成为东南亚首选目的地。此外，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新加坡港、越南胡志明港、印尼雅加达港等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与中国在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等方面都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二）加强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意义
开展国际次区域合作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不仅符合参与各方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于推动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

第一，有利于增强经济互补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制造业、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整合，深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有益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可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人才培训等服务，助力其产业升级。在电子产品组装等产业链环节，中国成熟的产业链体系能够为东南亚国家提供零部件供应、生产标准等支持，帮助其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同时，越南、菲律宾人口结构更为年轻化，可为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承接基础。

第二，有助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加强港口、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海洋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累了雄厚资本与丰富经验，能够为东南亚国家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资与技术支持，例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交通状况，带动了经济发展。双方通过铁路、公路、能源管道等项目的合作，可以实现陆海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第三，有利于加强能源与资源合作，保障区域能源安全。东南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中国则具备资金和技术优势。通过合作开发能源资源，可切实保障地区能源安全。此外，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双方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有助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第四，增强区域安全与稳定。一是随着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升级，世界面临海盗、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通过联合巡逻、情报共享、应急救援等合作，可以提升区域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二是在南海争端背景下，次区域经济合作成为缓解地缘冲突的有效途径。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互信，通过共同开发资源实现利益共享，可减少因领土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在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民间互信、提升国家间友好关系，从多维度保障地区安全稳定。

国内相关区域合作与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途径  

（一）国内区域合作的基本情况
综合考虑地理临近性及合作基础等，国内区域合作的范围主要为浙江省、福建省、海南省及粤港澳台地区。其中，广东、福建与东南亚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当地庞大的华侨网络成为沟通两地的重要桥梁。广东与东盟贸易总额约占中国—东盟贸易的五分之一。2025年越南承接的制造业订单中，由中国提供的电子元件、精密仪器等零部件有72%都来源于广东。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2024年，对东盟进出口4473.6亿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是福建省对东盟进出口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对以外向型经济为特点的浙江，东盟已连续多年成为浙江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年来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合作亮点频现。海南至菲律宾直线距离仅1000公里，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东盟已连续6年成为海南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外，港澳更是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节点。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香港已经成为东南亚企业赴华投资的中转站。澳门与东盟之间也合作密切，澳门许多企业都在东盟投资。在文旅、商贸、餐饮、会展、环保等领域，澳门积极开展泛珠三角框架下的合作，持续搭建中国—东盟多方合作的桥梁。近年来，台商也不断加大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如台达电出资成立泰国泰达电，在马来西亚扩建晶圆厂等。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世纪海丝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在地理区位、历史关联、合作基础上优势显著，但深化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地缘政治风险突出。南海、马六甲海峡作为地缘战略要冲，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南海主权争端一直是影响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敏感因素。菲律宾、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议，一旦涉及油气资源开发等核心利益问题，局势极易升级。部分国家将倡议视为中国的“地缘战略扩张”，抱有警惕和抵触心理，甚至进行战略对冲，为合作增添了不确定性。

二是经济利益与债务可持续性争议。部分合作项目被质疑经济效益不足、成本过高，导致东道国债务负担加剧，引发了所谓“债务陷阱”的舆论批评。如2020年全球油价暴跌期间，印尼政府财政赤字率攀升至6.3%，原定用于偿还中资项目贷款的资金紧张，使得雅万高铁项目面临资金回收压力，后续建设资金的按时到位也受到影响。因此，如何确保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建立更透明的投融资机制，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是文化差异与治理挑战。东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差异极大，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环境与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中国企业在管理中忽视了这些文化敏感性，不仅会造成员工的困惑和不满，严重时更可能导致项目受阻，甚至损害企业声誉。法律制度及执行层面的差异，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劳工权益规定、环境保护法规执行尺度等，给中资企业在人事管理和合规操作上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和成本压力，处理不当容易引发当地社区和民众的反对。

四是多方竞争与协调困难。次区域合作并非真空环境下的合作，其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印度“东进政策”等区域倡议存在重叠与竞争。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特别注重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合作，通过《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等举措，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同时，美国试图将其经济合作框架与主导的军事体系对接，以应对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部分国家因美国施压，对与中国的经济与技术合作持谨慎态度，阻碍了区域合作的深入推进。如何与这些倡议展开对话、实现协调乃至达成合作，以规避恶性竞争，这无疑是对各方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

（三）加强合作的有效途径
一是深化次区域产业链协同。第一，依托广东电子制造业的产业优势，深化广东与东盟在电子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合作。支持广东制造业企业在东南亚建设生产基地、营销网络和仓储基地，发挥广东－东盟产业园国际合作联盟作用，推动开展“两国双园”产业链合作，完善广东－越南电子制造产业链。比亚迪、广汽埃安、亿纬锂能等企业纷纷出海，共同构建广东与泰国之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第二，推进长三角（浙江）—新加坡产业创新合作计划的实施，深化浙江与新加坡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推动跨境电商、跨境供应链、跨境金融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借助数字贸易重塑传统国际货物贸易的链条。

二是深化能源合作。国际次区域能源合作聚焦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领域，在矿产领域加强互利、可持续合作，加强能源转型全球伙伴关系。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宁德时代等新能源企业于印尼投资电池项目，推动了福建与印尼的镍矿合作开发进程。此外，依托广东成熟的技术及东南亚较低的人工和设备出海成本，深化次区域光伏合作。构建广东－印尼、广东－越南光伏电池组件一体化基地，为中国光伏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基础建设互联互通。陆路交通上，全面推进中泰铁路建设，推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简称“马东铁路”）延伸至泰国边境，实现从中国经老挝万象、泰国曼谷，再直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黄金大通道”，构建泛亚铁路的中通道。此外，在印尼雅万高铁、越南河内轻轨二号线等交通基建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区域发展的基建合作。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项目建设，让基建带动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合作。

加强海丝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一）建立次区域合作相关领导机构
为有效推动合作进程，可充分借助多边机制的力量，如中国—东盟民间对话会等平台。这些多边机制可为双方营造相对中立、平等的交流环境，通过民间经贸交流合作，逐步消解主权争议等敏感因素对区域合作的阻碍。汇聚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企业代表、行业专家，围绕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达成企业合作意向，推动双方民间经贸交流蓬勃发展。

（二）设立海丝次区域发展引导基金
2014年设立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中长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投融资服务支持。针对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次区域合作，可在丝路基金的框架下，专门设立相关子基金。该子基金应聚焦次区域合作项目，采用股权、债权、基金、贷款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全方位、定制化的资金支持。同时，积极与相关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等展开合作，共同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通过这种方式，既能汇聚各方资源、扩大资金规模，又能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和风险防控模式，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收益。

（三）采取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
一是推动产业链配套与跨境产业链共建。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产业链配套合作，共建跨境产业链，是深化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举措。如打造广东－越南电子制造集群，在越南设立生产基地，利用当地劳动力资源进行零部件生产，链接广东研发、设计和总装环节，形成高效协同，优势互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发挥浙江省和新加坡在数字经济贸易方面的优势，合作构建浙江－新加坡数字贸易走廊，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合作、促进数字贸易规则对接、推动跨境电商平台建设等，进一步拓展数字贸易的发展空间，使双边经济连接更加紧密，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通过“投资+本地化生产”模式与人民币跨境结算。积极探索“投资+本地化生产”模式，如宁德时代在印尼合资建厂，临近原材料产地组织生产，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同时，大力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降低汇率风险。在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更多采用人民币结算，减少因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是以新能源产业为重点推动绿色经济合作。新能源产业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绿色转型的关键领域。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作为中国的“新三样”出口产品，中国企业不仅处于全球技术前沿，而且在市场占有率和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广东等省份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新能源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在锂电池领域，可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合作开发锂矿资源，建设锂电池生产基地，推动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共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企业可通过技术输出、合资建厂等方式，助力东南亚国家提升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制造能力，并开拓当地市场。在光伏产业领域，与泰国、越南等光照资源丰富的国家合作，共同建设光伏电站，推动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国际次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与低碳转型。

（四）进行制度创新
一是加快金融创新合作。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东南亚企业提供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结算服务。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丰富的专业人才，可通过开发定制化的人民币结算产品，满足次区域企业在贸易、投资等场景下的资金清算需求，推动人民币在次区域内的广泛使用。海南则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积极探索“区块链+跨境支付”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跨境支付平台，简化跨境支付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结算效率。

二是实现跨境数据流动共享。在中缅 “数字丝绸之路” 试点区率先建立数据自贸账户，打破数据跨境流动的壁垒。明确数据自贸账户的数据存储、使用、传输等规则，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数据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与共享。同时，加强与东南亚各国在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的区域标准和规范，促进数字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

三是建立统一的ESG标准。制定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ESG（环境、社会、治理）标准，将其融入次区域合作的各个项目中。在环境方面，严格项目的环境评估，推动绿色技术的应用和节能减排；在社会层面，强化本地社区参与，通过雇佣本土管理层、开展技能培训、参与社区建设等方式，促进当地就业和社会发展，增强项目的社会认同感；在治理方面，建立透明、规范的企业治理机制，加强反腐败和合规管理。通过建立统一的 ESG 标准，提升次区域内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五）多举措降低风险
一是建立风险对冲机制。整合中信保与东盟国家担保机构资源，建立 “丝路项目保险共同体”。通过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为次区域合作项目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同时，创设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合约，以人民币作为定价和结算货币，降低能源贸易等大宗商品交易中的汇率风险。

二是开展第三方合作。与被投资方的主权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借助其在政策协调、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本地优势，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与当地政府合作，共同规划项目选址、协调土地征用等事宜。同时，积极与美欧发达国家头部企业、投资机构开展合作，通过联合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分摊项目成本和风险。

三是分领域分步骤开展合作。优先从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绿色技术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投资合作。这些领域符合全球发展趋势，且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有助于减少合作阻力。在合作过程中，注重弱化国家角色，充分发挥国际机制、企业等主体的作用。通过建立多方参与的合作平台，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利益方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合作合力。同时，定期公开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环境影响等信息，接受各方监督，最大程度避免因信息不透明引发的风险。

四是加大宣传交流，形成更大范围共识。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留学生计划等文化交流项目，推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青年间的交流互动。为留学生提供学习、实习及文化体验机会，增进彼此了解与友谊，夯实民意基础，为次区域合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智库、媒体、文化等平台的作用，积极宣传并倡导多边合作与务实合作理念。通过举办学术交流会、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深入解读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意义、成果和前景，推动各方在平等开放、求同存异原则下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