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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林:从“四个全面”看一带一路和城乡一体化

文/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王晓林

一带一路和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对外谋求发展、对内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构想。“四个全面”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阐述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战略举措

2014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举并提。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治国方略的沿革,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三个代表”,再到“四个全面”,我们发现,其中既有连续的可传承的不变的治国理念,也有不同时期所强调的具体的时代声音。有海外媒体说,中国已经告别“三个代表”将迎来“四个全面”,这种说法未免居心叵测。其实,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且不断深化和发展的。针对不同时期的治国方略,我们应当对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符合其间时代发展趋势的解读。

 

注重行动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这样论述的:“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3大战略举措。”这段论述告诉我们: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际上就是一个战略目标和3大战略举措的关系。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一个都不能缺。

“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可以从哲学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阐述:建成小康社会是近期战略目标即目的,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3大战略举措即手段。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一,目的与手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目的始终制约手段,手段本身不应喧宾夺主,更不能取代目的。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内核是邓小平一贯强调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共同富裕。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行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2页)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行动规律。鉴于人类认识能力与实践水平所限,揭示客观规律可能需要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才能再上新台阶,但客观规律不为主体设定目的。客观规律本身没有目的性,而行动规律必须包含目的性。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那么,从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在探索行动规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对抗日战争行动规律的经典表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论持久战》中均有明确目标指向的详尽阐释,其基本内容就是揭示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规律。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那段经典阐释,关键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行动规律之“是”,而所谓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规律,本质上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所以,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内在逻辑,一定要注意手段无论如何不能取代目的。

 

彰显天下襟怀

“四个全面”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即在于它展示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具有包容天下的襟怀,彰显其深邃恢弘的战略视野。

“天下”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概念,西方没有任何一个词可以准确翻译“天下”的内涵,“天下襟怀”体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17世纪到20世纪,诸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黑格尔、罗素、汤因比、费正清等大师级思想家,对中华文化能够一统数亿人民和谐共生均有极高评价。习近平强调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那么,就治国理政而言,一贯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和平发展,共享天下”。太平洋很大,世界很大,中国不搞霸权主义,中华民族愿与天下各民族共创和平发展的氛围,共享和平发展的成果。

邓小平1985年接见外宾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1992年南巡谈话再次重申“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解决”。不知何时,和平与发展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时代的“两大主题”,尽管苏联解体后,世界上的战乱频率远高于冷战结束之前。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但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有了谋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要真正实现和平发展还必须有捍卫和平的能力。中国想和平发展,但在国际上却受到了其他势力的干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如果还想要实现和平发展,就要求中国必须有能力保卫和平。须知,在当代,依附于国际金融寡头的军火、石油利益集团,绝不囿于“以和平求发展”的限制,在本质上它们是“以战争(包括货币、文化等无硝烟战争)求发展”。狼和小羊的故事告诉我们,爱好和平与发动战争在逻辑上高度不对称。认清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的本质,践行“和平发展”战略才有所谓自觉。从先秦到汉唐再到新中国成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保卫和平的能力,决心且让对手知晓,和平才有保证,这样的和平才是真实的。恰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第283页)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较量之结果,则为共和国赢得60余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具“天下襟怀”,仅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善良意愿和捍卫和平的能力、决心还不够,关键在于中国践行“四个全面”做强做大后,仍需恪守毛泽东关于“不称霸”,邓小平关于“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不当头(老大)”等战略原则,最终方能普惠天下。“和平发展,共享天下”,绝不是强行输出的中国范式或中国模式,而是中华民族这种“天下襟怀”值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借鉴。

老子曾有言:“圣人执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唯夫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老子为后人描绘的“天下式”,也是中国人治国理政的范式,其精义在于节制、守一和舍得,在于可消化和可持续。归根到底一句话:适度。过犹不及,过度则错!

质言之,中华民族以和平求发展战略传统的精华是逢强不惧,遇弱不欺,碰霸善斗,见难施援。此乃“大中华”和“男子汉”所为,其要旨乃是弃“霸道”,弘“王道”。鉴于此,一带一路绝不会是“马歇尔计划”的再版,而是中国人在广交天下朋友,在国际上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和平发展,共享天下”的襟怀。

 

敢于历史担当

“四个全面”不仅彰显新一届领导人的天下襟怀,还昭示其敢于历史担当的战略定力。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恪守之“底线”何在?用习近平的话来讲就是:“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防止重蹈前苏联覆辙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和祖国统一。此乃新一届领导人历史担当之要旨。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有一段话意味深长:“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2014108日,习近平也强调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他指出:“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源自新华网北京2014108日电)

毛泽东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6条政治标准”,他强调“这6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邓小平1989年语重心长地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邓小平关于中国若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充其量只会成为“一个附庸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谆谆告诫,至今仍值得后人反复掂量。习近平2014年也明确强调“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显然与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嘱托,一脉相承。

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曾讲:“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关键是按照邓小平的解说,“改革开放”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离开政坛后的199073日,邓小平视察北京市亚运会场馆等市政建设工程时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讲,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1/10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7页)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的历史担当,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梦。因此,城乡一体化同样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土地公有制,而不是在农村鼓吹卖地。从农民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关系上看,土地制度绝不能偏离社会主义原则。否则,一旦流民遍地,就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大多数人“就要革命”的乱局。无论一带一路、城乡一体化,关键点在于必须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旨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曾有3种提法,其一是坚持公有制加共同富裕,其二是发展生产加共同富裕,其三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加共同富裕。可见,共同富裕这个主题一直不变。以人均GDP来衡量发展程度的思想业已过时,习近平最近关注落实定点精确扶贫,正是要落实共同富裕。

股市变化牵动着国人的心。很多人预测股市真正的动荡期会在明年出现,今年提前出现只是一次预演。但是,从股市变动的影响上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今年下半年实现货币自由兑换或放开资本项目管制,而明年中国股市又完全按西方市场规则来运行,中国政府该如何救市?殊不知,在商品自由流通条件下,参与国的最坏情况不过丧失物权,而在货币自由流通条件下,则参与国极有可能在“不经意间”丧失主权,两种“自由流通”在逻辑上并不对称。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邓小平曾力主表述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时,在毛泽东生前首肯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基础上,添加“独立自主”一条。现在看来,联系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的论断,足显其战略眼光之深远。

中国只要能够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只要能够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至上,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终要实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3个自信须臾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与责任担当的自觉意识,离不开贯彻“四个全面”以及“三严三实”的自觉实践。一带一路与城乡一体化,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之国际与国内的“双轮”或“两翼”。回顾历史“雄关漫道真如铁”,正视现实“人间正道是沧桑”,展望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说到底,独立自主和祖国统一才是中华民族最硬的道理。

立足于华夏大地,真理与时间、空间均把握在中华民族手中。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传承的我们,绝没有任何理由倒在现代化门槛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