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氢能国际合作的现状、存在问题和政策建议

2025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我国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明确2035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以上。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已达18.4亿千瓦，实现2035年自主贡献目标，未来10年每年还需新增2亿千瓦左右风光装机。在此情境下，我国氢能产业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同时，近年来我国氢能国际合作在项目合作、技术合作和贸易合作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面临政策、技术、标准等多重调整，需要通过编制氢能国际合作战略规划、打造氢能国际技术策源地、推动氢能国际标准体系建设等综合施策，加强氢能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 中电丰业在西班牙马拉加建设一座5GW/年电解槽工厂和一个绿氢项目（图片来源：新能源网）

我国氢能国际合作现状

我国氢能国际合作成效显著，从以装备出口为主逐渐过渡到项目、技术、贸易、服务和标准等多元一体的深度合作体系，促进全球氢能产供链协同发展，已经覆盖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深刻融入全球氢能产业分工体系。

（一）项目合作
在国际项目合作方面，目前主要以投资建厂、代工生产、EPC等合作模式。

在投资建厂方面，以共同投资、“资本+技术”等模式开展。如中国华电集团与越南的Minh Quang JSC公司在广治省中部地区共同建设年产6万吨的绿氢项目，总投资预计1719.7484亿元人民币；中电丰业在西班牙马拉加建设一座5GW/年电解槽工厂和一个绿氢项目，总投资预计超过20亿欧元(约157亿元人民币)；国富氢能、中电丰业与智利企业Fastpack分别签署组建两家合资公司协议，将在智利建设电解槽工厂；国富氢能跨境投资澳大利亚Line Hydrogen公司，为氢能项目供应装备和技术服务。

在代工生产方面，分为当地代工、中国代工两种类型，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合作方式。如派瑞氢能与瑞典科技公司Metacon签署制氢设备代工许证和生产协议，授权其加压碱性电解槽技术；挪威电解槽领军企业HydrogenPro关停天津的自有制造工厂，改由其股东隆基绿能中国工厂代工生产，协议产能上限达1吉瓦。

在EPC合作方面，与国际知名能源企业、当地优势企业等合作，共同开展项目建设。如中国电建华东院华东院作为总承包建设了中亚绿氢EPC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绿氢项目，业主方ACWA Power，项目20MW制氢设施位于MAXAM化工厂内；希倍优氢能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尼泊尔首个国家级绿氢示范项目，成为首个进入尼泊尔市场的中国氢能装备企业；中国能建江苏院与华北院组成的联合体与马来西亚知名能源企业Nova RE Suria Sdn Bhd正式签署马来西亚登嘉楼帕卡200MW绿氢一体化项目EPC合同。

在股权投资方面，隆基氢能与挪威电解槽企业HydrogenPro ASA签订了一项价值7000万挪威克朗（约4500万人民币）的有条件股权投资协议；国富氢能与相关资本共同参与了韩国氢能头部企业韩菱公司的股权投资，助力其IPO进程。

（二）技术合作
我国与欧盟、英国、中东、中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绿氢技术合作，促进技术的共享共用。

在科研合作方面，通过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合作，已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项目超20项，共同推进氢能科技研发。中国科技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2003年起，开始合作开展氢燃料电池大巴车商业化示范项目；中德机构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开展绿色能源低碳发展和标准互认探索；国网巴电CPFL公司与巴西米祖公司在巴西建设1MW全链条绿色制氢站科技项目，项目建成后绿氢产能可达200Nm3，还将开展氢电耦合关键技术等合作；中国宝武与澳大利亚FMG（Fortescue Metals Group）签署合作协议，利用中国宝武在氢基直接还原铁技术上的专利储备，加速推进氢冶金技术的商业化。

在示范项目方面，我国与法国、哈萨克斯坦等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如中国海油与法国液化空气集团联合开展跨洋液氢运输安全技术研究，联合实施跨洋液氢运输示范工程，完成了全球最远的液氢海运示范（从欧洲鹿特丹港装船，最终抵达深圳盐田港，距离超过一万海里）；中关村发展集团与德国道依茨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氢内燃机发电示范项目，成功点火，是全球首个氢内燃机批量发电项目；中国能建海投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研发的中亚地区首台套AEM电解水制氢科研设备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正式投运，促进中哈两国在绿氢关键技术联合研发与应用示范。

在科研平台方面，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平台、中德电动汽车创新支撑中心（SGEC）等在氢能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聚集氢能技术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和标准研究等。今年6月，第四届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论坛在四川成都举办，同步举办氢能、生物质能等专题分论坛。

在技术许可方面，通过技术输出、本土建厂，降低海外交付成本，规避绿色贸易壁垒。如国富氢能与印度Advait Infratech Limited（AIL）签署技术许可协议，支持AIL在印度建设年产300MW电解槽的制造工厂。

（三）贸易合作
目前以电解槽为代表的氢能装备贸易为主，未来将逐步过渡到以电解槽和绿色燃料为主。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到 2050年超过30％的氢气可以跨境交易。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氢能委员会的评估，全球跨国氢能贸易的规模有望从2020年的45万吨增长到2030年的1800万吨。

在装备贸易方面，出口产品覆盖范围广，包括电解槽、氢燃料电池、加氢加氢装备、储氢装备等，出口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欧盟、中东、非洲、东南亚、澳大利亚为主。在电解槽领域，凭借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解槽出口国，占据国际市场近半份额，以ALK出口为主。考克利尔集团签下印度最大规模的电解槽订单，提供640MW碱性电解槽，助力AM Green公司首个百万吨级绿氨项目；阳光氢能、双良新能源与印度ACME集团成功签署供货合同，为阿曼320MW绿色合成氨项目提供ALK制氢设备；氢辉能源3MW PEM电解槽交付欧洲，是目前国内氢能出海单笔最大的PEM电解槽订单；稳石氢能AEM制氢系统交付奥地利，应用于家庭能源户储场景；易普斯能源7套AEM(水电解)电解槽系统交付法国，用于当地科研测试与低碳制氢示范场景。在氢燃料电池领域，飞驰科技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交付马来西亚，实现了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出口零的突破，后续49吨氢燃料电池重卡顺利出口智利；质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出口澳大利亚氢燃料重卡；由未势能源与长城商用车联合开发的“新长征1号”氢能重卡成功出口巴西，成为巴西引入的首辆氢能重卡；轻绿科技签订5万辆氢能双轮车订单，出口欧盟和中东。在制氢加氢装备领域，派瑞氢能签订印尼制氢加氢一体站合同，将为印尼某大型矿场提供最大日加氢量600kg的制氢加氢一体站设备。在储运装备领域，富瑞深冷成功交付日本5台低温储罐；宝钢股份斩获澳大利亚输氢无缝管线管首单，实现中国输氢管线管的首次出口；鞍钢股份研发的高性能氢能储运用钢，完成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中集—阿曼35兆帕气态氢储存球罐项目的6000吨钢材供应，是国产氢储运装备的首次出口。

在绿色燃料贸易方面，随着全球能源结构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绿色燃料需求将快速增长，贸易量逐步增大。我国是绿色燃料的主要生产国。截止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各类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年油当量，相关产业已初具规模 。截止2026年7月底，我国绿色甲醇直接出口总量8876吨（不含港口为外籍船舶加注量），2025年8076吨（由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出口新加坡），2026年800吨（由中集安瑞科生产，出口韩国）；我国绿氨出口34714吨，2025年150吨（由中能建松原项目生产，出口比利时），2026年34564吨（30214吨由中能建松原项目生产，出口印度；3750吨由国电投大安项目生产，出口韩国；600吨由远景能源生产，出口韩国）。另外，据统计，我国国内港口绿色甲醇远洋加注规模超过2万吨。

（四）服务合作
在国际服务合作方面，我国氢能国际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如明阳氢能在巴西累计签约100MW 制氢装备供货协议，明阳氢能作为氢能设备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执行Qair Brasil和Green World Energy Hydrogen（GWE） 项目成套制氢装备的设备合作和运维工作；中石化与ACWA Power公司签署了一项重要合同，为后者全球最大绿色氢能及绿色氨项目提供前端工程设计（FEED）以及可转换的工程、采购和建设（EPC）服务，项目年产绿氢40万吨和绿氨280万吨；英国绿色能源开发商Atome位于巴拉圭、总投资达6.65亿美元的Villeta绿色氢基肥料工厂采用阳光氢能的110MW加压碱性电解槽设备和长期运维服务；国富氢能、CEWA、Hydro Data签署了泰国氢能数据中心项目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协议，落地3MW固定式氢燃发电示范，远期配套当地100MW数据中心绿电系统，由国富氢能提供装备和运维。

（五）标准合作
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涉及可再生能源制氢、燃料电池、绿色燃料、碳减排方法等多个领域。如2024年由中国企业牵头修订的国际标准《使用压缩氢气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性试验方法》（ISO/TR 11954:2024）正式发布，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标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系统的动静态性能及效率测试方法导则》获批立项。同时，我国相关技术机构跟进国际绿色燃料认证制度要求，建设性参与国际民航组织SAF可持续性认可认证标准磋商；我国自主的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正式落地上海并启动运作，且上海在积极建设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和交易中心，提升航运领域“上海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另外，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氢能专项工作组提出将共同推动完善清洁氢标准评价和搭建认证体系，联合开展“国际清洁低碳氢能及其衍生物贸易:中国发展路径研究”，探索国际氢能贸易发展机制。

⬆ 中国电建宣布其总承包建设的中亚首个绿氢EPC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绿氢项目成功实现首次产氢（图片来源：网络）

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氢能国际合作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仍面临政策体系不健全、技术合作深度不够、国际标准体系参与不足等多重挑战，制约了我国氢能全球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一）氢能国际合作政策体系不健全
目前，与美欧日韩等国家相比，我国氢能国际合作政策体系不完善。以韩国为例，韩国不断加强氢能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氢能联盟，与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欧洲等建立合作关系，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2020年2月，韩国颁布世界首部氢法《促进氢经济和氢安全管理法》（2020年第16942号法令），提出了氢能法律的基本框架。2021年10月，韩国政府公布“氢能领先国家愿景”，争取可再生氢的年产量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100万吨和500万吨。2023年11月，韩国海洋水产部出台《绿色船舶燃料供应链建设计划》，提出了“打造东北亚航运绿色燃料供应基地”的发展愿景。

（二）氢能国际技术合作深度不足
技术攻关和国际合作力度不够，尚未形成集中、系统的技术创新突破格局，部分高端材料依赖进口。如PEM使用的高性能铱催化剂、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使用的气体扩散层（碳纸）等关键材料和部件，进口依赖程度高，非国产材料装配应用超过80%。

同时，缺乏与先进国家合作的国际高端科创平台，前沿技术储备不足，如在高温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光催化电解水、新型储氢材料等技术研发储备方面明显不足，不能充分发挥人才、资源、资金的聚集优势，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另外，氢能国际合作的场景较窄，更多聚焦在氢燃料电池汽车、制氢加氢站、化工和船舶等领域的应用。

（三）国际标准体系的参与度不够
我国参与氢能国际标准体系建设的力度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氢能国际合作的重要问题，不仅增加了绿色贸易壁垒的风险，更制约了我国氢能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尽管我国参与了《使用压缩氢气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性试验方法》（ISO/TR 11954:2024）等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但总体上在氢能国际标准制定中仍处于被动适应阶段，尚未形成与中国氢能产业规模相匹配的国际话语体系。

同时，我国在氢能国际标准组织中的话语权不够。如中国在氢能技术委员会（ISO/TC197）的关键投票权远低于德国和日本，导致在燃料电池耐久性测试、绿氢认证等核心领域的规则制定中难以体现我国的氢能产业需求。

另外，欧盟的认证体系和相关机构国际认可度高，国外氢能装备、绿色燃料的买家普遍认可这些认证机构出具的绿色认证报告，我国企业不得不被动接受，增加额外成本。

（四）金融的赋能作用发挥不到位
金融是开展氢能国际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全球氢能产业处于迈向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商业化程度不足，融资渠道相对狭窄。

我国支持氢能国际合作的资金分散，专项支持资金很少，表现在对基础研究、工程示范、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平台打造等方面的资金支持不足。同时，在国际绿色金融产品方面，种类相对单一。另外，与国际投资基金的合作较少，人民币直接结算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五）高端人才储备与国际化运营能力不足
氢能作为交叉学科领域，兼具材料、化工、机械、能源等多学科属性，对人才能力的要求高，特别是兼具专业、管理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大。国际化人才严重缺失，影响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且不少员工都是国内外派，国际运营能力和水平存在不足，带来了“水土不服”和用工成本的增加。

⬆ 中国海油与法国液化空气集团联合实施跨洋液氢运输示范工程（图片来源：中国海油）

政策建议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能源版图深刻变革、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的新形势，我国氢能国际合作，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采取“以内促外、以外助内、内强外盛”策略，积极融入全球氢能产业分工体系和治理体系，提升我国氢能国际合作的竞争力、影响力。

（一）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布局氢能国际合作
坚定国际化发展战略，因地制宜、稳中求进，做好战略规划，系统谋划氢能国际合作，打造国际氢能产业合作生态。

一是坚持国际战略方向，做好氢能国际合作战略规划。实施全球氢能国际合作战略，分区分步有序推进，以“长期化、多元化、本土化、市场化”为方向，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抓住国际合作的良好机遇，化解防范重大风险。强化氢能国际投资、技术、贸易等多元合作，适度借鉴欧盟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氢能国际合作战略，形成时间表、路线图。如合作区域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南方国家和中国周边的合作等重点国家和地区氢能领域合作框架建设，采用签署政府间氢能合作备忘录等方式；投资方面，通过对外投资、代工生产、EPC等多种方式，支持因地制宜在“一带一路”沿线资源富集区和需求集中区布局氢能项目，开展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贸易方面，综合考虑绿色认证、碳边境调节税的影响，关注东道国氢能贸易政策，找准市场需求，创新贸易合作模式。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氢能国际合作法律制度体系。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增大不稳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我国可以建立氢能国际合作海外权益保护、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的相关规定。例如，出台海外氢能投资管理办法等配套措施，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并提供有效的解决争端途径。另外，充分考虑海外氢能环境、政策、市场、项目等多重因素，宏观协同氢能企业出海布局，强化行业自律，避免“内卷式”竞争、损害中国形象和声誉。

三是建立多元合作网络，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氢能治理体系。当前氢能已成为气候外交、能源外交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治理，提升影响力、引导力和塑造力。国际组织合作方面，进一步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能源理事会、清洁能源部长会、国际氢能委员会、国际氢能经济伙伴关系、国际绿氢组织等，以及与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全球甲醇行业协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加强交流合作。区域合作机制方面，用好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等平台，与上海合作组织、阿盟、东盟、非盟、中东欧和APEC等开展交流合作，提升区域氢能合作影响力。双边合作方面，建立氢能双边合作机制，与欧盟、中东、非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重点国家或地区加强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合作机构。

（二）发挥自身优势，打造氢能国际技术策源地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发挥自身多元优势，整合国内国际资源，打造高水平氢能国际科技创新平台，提升氢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是立足自身发展优势，赋能氢能国际合作。基于中国氢能的政策、市场、产业体系和资金等综合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我国丰富的氢能应用场景和项目示范，优先推广采用中国自主设计的技术路径、设备标准、系统集成，尤其是发挥在电解槽、电堆、系统集成、电控系统等优势，推动氢能全产业链的国际合作。

二是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依托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平台、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机制等，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金砖国家等的技术合作，找准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和薄弱环节，聚焦绿电制绿氢、绿氢制绿色燃料、生物质气化、非常规水制氢等核心技术和重点场景。同时，拓宽氢能国际高价值应用场景，加大氢能在航天、航空、算力、船舶、钢铁、掺氢掺氨燃烧等领域的技术合作、攻关。

三是打造国际科技平台，高效整合国际资源。借助区域、多双边合作机制以及与各国、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交流和务实合作，构建氢能科技创新中心、应用示范中心、装备制造中心、绿色认证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等氢能国际合作高端科技平台，形成国际氢能资源的聚集高地，为我国氢能国际合作提供科技和平台支撑。

（三）聚焦规范适用，推动氢能国际标准体系建设
稳步推进标准和认证体系的互认工作，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标准体系建设，赋能全球氢能产供链建设。

一是加强与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推动氢能标准和认证体系的国际互认。通过与亚太经合组织、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的常态化交流合作，分享我国氢能产业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成果，开展氢能装备、产品碳足迹等标准和认证体系的互认工作。另外，跟踪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国际海事组织净零框架等政策，通过政府、协会和企业多层面的及时沟通，开展政策沟通、规则衔接，避免绿色贸易壁垒。

二是参与和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发挥我国在国际标准中的作用。通过参与、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工作，推动标准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氢能技术委员会（ISO/197）、国际电工委员会燃料电池技术委员会（IEC/TC 105）等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促进氢能技术和管理规范国际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兼容的标准体系。

三是支持海外认证中心建设，推进标准和认证体系的本土应用。支持鼓励我国企业在中东、东南亚、非洲等设立海外氢能检测认证中心、中试平台等，积极参与东道国氢能标准和认证体系的制定工作，协同推进投资开发、项目建设、科技平台打造等，采用标准宣传、试点示范等方式进行本土推广和示范应用。

（四）强化金融赋能，构建国际氢能合作金融体系
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绿色金融体系，提升我国氢能国际合作融资能力，降低境外合作项目风险。

一是借力氢能基金，拓展氢能国际融资渠道。通过设立氢能国际合作基金，整合进出口银行、国开行，以及丝路基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资金渠道，定向支持我国氢能国际合作，包括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合作平台打造、高端国际人才培养等。同时，加强与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国际投资基金的合作。

二是丰富金融产品，提供氢能国际资金保障。开发多种类型的氢能金融产品，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含类REITs）等，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开展氢能跨境金融服务试点工作，提升金融支持全球氢能产业发展的质效，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

三是发挥人民币结算优势，赋能氢能国际结算和贸易合作。在双边氢能合作中开辟人民币结算试点，优先在中资绝对控股的海外氢能项目中试行使用人民币结算，再逐步扩大至合资项目，以及技术、贸易、服务等领域，探索多元的人民币结算应用场景。

（五）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复合型人才
国际人才培养对于氢能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着力培养和引进技术强、管理精、视野宽、通规则的复合型人才。完善海外高端人才引进的体制机制，拓宽引进渠道、方式，采取专业机构培养和企业在职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国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氢能科技领域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南方国家和我国周边国家开展涉外培训，参访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氢能示范项目。充分发挥东道国人才优势，采取专项基金、海外高端人才计划等方式，强化人才招聘、培训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