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明古国的现代化转型与投资机遇

埃及拥有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遗产，当前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作为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国家，埃及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庞大的市场潜力，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然而，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地缘政治挑战以及社会转型压力，也为埃及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近年来，埃及政府提出“2030愿景”以推动经济多元化改革，在能源、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与中国展开深度合作。中埃关系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从政治互助迈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迎来新的“黄金十年”注入了强劲动力。

埃及：地跨亚非的文明古国

埃及国土面积约为100.2万平方公里，跨越非洲东北角和亚洲西奈半岛，北临地中海，东接红海，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地带。境内地形呈“上埃及”“下埃及”和西部沙漠三部分，气候常年干旱，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带。截至2024年6月，埃及总人口约1.06亿，为阿拉伯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非洲人口第三大国家。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宗教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84%，科普特基督徒约占10%。国家体制为总统制共和制，现任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自2014年正式上任，并于2023年12月再次当选。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辉煌的法老文明。近现代以来，埃及深受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权更迭的影响，曾在历史上多次遭遇外国入侵。1922年，埃及名义上脱离英国统治建立了法鲁克王朝。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运动推翻法鲁克王朝，并于1953年宣布成立共和国。纳赛尔主张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采取强硬手段收回苏伊士运河，同时兴建阿斯旺大坝，并于1970年竣工。1979年，在总统萨达特领导下，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埃以和约》，外交重心由苏联转向美国。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发埃及全国抗议，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辞职。2013年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领导的穆兄会政府，最终塞西政府掌权并开始大力推动经济改革。

埃及基础设施体系较为完整，坐拥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苏伊士运河。2015年苏伊士运河扩建项目竣工，新增约35公里航道，通行能力大幅提升。主要港口包括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港以及红海沿岸的苏赫纳港。集装箱运输方面，以海洋联盟2025年航线产品为例，远东至苏赫纳港和亚历山大港均有直航服务，上海起运的公布交货期分别为28天和31天。空运和陆运方面，埃及全国约有28个机场，路上交通运输体系较为完善，拥有16.6万公里的道路网络，铁路总长约1万公里。能源方面，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约60GW，主要依靠蒸汽发电为主。近年来，为缓解电力短缺问题，埃及政府大力投资新电站、智能电网和可再生能源，计划于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42%的目标。

埃及经济：资源禀赋优势与多元化挑战

埃及经济为混合所有制，国有经济与私营部门并行发展。其中，服务业约占GDP的50～55%，工业约占GDP的三分之一，农业占比约11%。旅游运输、能源化工、建筑建材、纺织服装、农业生产是其主要支柱产业。代表企业有埃及国家石油公司（EGPC）、埃及天然气控股公司（EGAS）、埃及电信公司（TE）等国有企业，以及欧瑞斯克姆建筑工业集团（OCI）、商业国际银行（CIB）等私营企业。

埃及是一个高度依赖贸易的开放经济体，贸易逆差较大。2023～2024财年，埃及进出口总额达1047亿美元，其中进口721亿美元，出口326亿美元。进口商品以机械设备、谷物、电子产品、矿物燃料等为主，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石油制品、纺织品、钢铁铝材和棉花等农产品。美国、欧盟、海湾国家和中国是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埃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

埃及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是非洲地区重要油气生产国。截至2020年底，埃及探明石油储量约31亿桶，天然气储量2.1万亿立方米。近年来，埃及在地中海海域陆续发现大型气田，其中祖尔气田的探明储量高达8500亿立方米。除油气外，埃及还拥有大量磷酸盐和铁矿石等矿产资源。农业方面，农林渔业占埃及2022～2023财年GDP的11%。埃及耕地面积相对有限，仍需大量进口粮食，是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之一。尼罗河是埃及农业的生命线，沿岸肥沃的洪泛区盛产棉花、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出产的长绒棉闻名全世界。埃及旅游资源丰富，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不仅拥有金字塔、卢克索神庙等世界遗产，还拥有风景宜人的海滩度假资源。2022～2023财年埃及旅游收入达1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8%。

上个世纪以来，资源主导的财政结构使得埃及能源产业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这也导致制造业、农业等发展缓慢。埃及通过吸引Amoco、Shell等外国石油公司投资，大力推动了本土石油勘探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能源行业进一步巩固了在外国投资中的主导地位。资源禀赋构成了埃及经济发展的“先天优势”，为埃及提供了持续的外汇收入，但这种发展路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依赖的陷阱。

埃及经济改革：困境下的被动突围

20世纪中叶以来，埃及不断探索国家的发展路径，但其经济改革大多未能摆脱结构性的经济困境，并使埃及经济呈现出“问题—改革—反复”的循环周期。埃及经济近现代饱受财政赤字和外债困扰，收入来源较为单一，过度依赖石油、棉花等附加值较低的出口产品，以及旅游、运河和侨汇方面的收入。然而，此类收入极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也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缺乏稳定增长预期。支出方面，体制运行成本、社会福利和粮食进口开支等长期默认的契约性支出难以削减，长期的财政失衡迫使政府不断举债弥补资金缺口，埃及的外债规模也因此不断攀升。

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推翻君主制以来，埃及的经济体制大致经历了四轮阶段性变革。纳赛尔主政期间，埃及推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实施大规模国有化与计划经济，国家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导致效率低下，企业与行政体系官僚化严重。萨达特时期提出对外开放，埃及进入混合经济阶段，尝试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并试点建立市场化机制。但改革政策受军政寡头主导，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经济”，这些既得利益者反而抗拒结构性调整。穆巴拉克政府为获得国际资本援助进行自由经济改革，大力推行私有化的同时，政府削减补贴并放松价格管制。然而，改革效果并未惠及广大中下阶层，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官僚腐败，形成了大批裙带资本家集团，为2011年“阿拉伯之春”埋下了伏笔。塞西政府上台后埃及经济进入军人主导的混合体制阶段，一方面国家加强对能源、基建等重点领域的管控，另一方面配合国际机构推进改革，削减各种补贴、推进货币自由化等，此一阶段呈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化修正趋势。

为摆脱发展困境，推进政策更新与投资体系重构，埃及政府于2017年正式颁布新《投资法》，取代1997年《投资保障和鼓励法》。新《投资法》对投资机制、税收优惠、投资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更新和完善，试图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新法规定设立“一站式”审批机制，简化审批程序的同时限制了行政干预，并设单独章节对投资纠纷处理进行了规定。同时新法出台了一般性激励措施与专项激励措施，并根据产业和区域设立阶梯式税收优惠政策，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和上埃及金三角地区等A类区域将享受最高50%的税收减免。新法还修订了此前《公司法》对外籍员工比例的严格限制，规定投资项目可使用不超过员工总数10%的外国员工，特殊情况下可增加至不超过20%。近年来，埃及多次对《投资法》进行修订，推出“黄金许可”模式，引入现金返还机制，并针对投资区域划分和投资激励范围进行了持续优化。

新《投资法》被视为埃及主动向国际投资规则靠拢的标志性改革。对于中资企业而言，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相互对接的政策背景下，新法拓宽了中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

中埃友谊：从政治互助走向“黄金十年”新篇章

中埃友好关系根植于传统，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许多后殖民国家一样，当时的埃及将中国视为发展中世界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71年，埃及支持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即使在冷战期间，中埃双方也保持了友好的伙伴关系。1999年中国与埃及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起双方陆续建立战略对话、定期议会交流等机制，2007年双方互免外交、公务护照签证。2014年塞西政府上台后，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中埃关系迅速发展，双边交流涵盖经贸、文化、教育、农业等多个领域，中方多次参加开罗信息及通信通讯技术展览会（CAIRO ICT），埃及也活跃于中国主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各类高层次外交活动。2014年以来，塞西总统已经八次访华。2024年，双方共同庆祝“中埃伙伴关系年”，纪念中埃合作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2024年12月，在塞西总统第八次访问期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多项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内容涵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科技创新、投资与经济合作等多个领域。2024年，中埃双边贸易额达到173.8亿美元，中国逐渐成为埃及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埃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中埃共建苏伊士（泰达）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一带一路”示范园区，中国企业还主动对接埃及“2030愿景”，承建了包括埃及新行政首都CBD、斋月十日城轻轨在内的多个国家级项目，推动合作成果落地落实。

埃及“2030愿景”引领下的中埃合作机遇

埃及于2016年提出“2030愿景”，旨在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经济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并确立了稳定宏观经济、优化投资环境和实施大型国家项目的三大核心政策，力争实现7%的GDP增长，投资贡献率超过30%，债务占比降至50%以下，通货膨胀控制在3%～5%的区间，同时大力倡导发展科技创新行业和人工智能产业，推动绿色能源发展，以及将制造业GDP比重提高到18%以上。

塞西总统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领域正是埃及“2030愿景”的重中之重，“一带一路”建设与埃及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王毅外长2020年接受《金字塔报》专访时也表示将深入讨论把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这充分表明，埃及“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拓宽各领域合作空间。

能源与绿色转型方面，埃及电力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但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并正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和核电项目建设，与中国在太阳能、风电技术、智能电网等方面的优势相契合。2024年12月，中国能建总承包的埃及最大光储一体化电站——本班1GW光伏+600MWh储能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埃在绿色能源领域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同月，阿斯旺康翁波500MW光伏电站并网运营，预计将为25.6万户家庭输送电力。

埃及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中，中国家电、汽车、机床和轻工业制造企业具有成熟经验，可助力当地产业链进一步完善。2025年5月18日～20日，中国广东省省长王伟中一行访问埃及，并会见了埃及投资与自由区总局（GAFI）首席执行官Hossam Heiba，双方就深化经济合作和推进下半年投资议程进行了深入讨论。Heiba表示，目前海尔、美的等中国公司已经获得了埃及的“黄金许可”，相关投资流程将被大幅简化。访问期间，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还宣布将投资三亿美元在埃及建立新的汽车制造工厂。OPPO集团也已经在埃及成立了两家手机制造厂，并计划将埃及打造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生产中心。

数字经济领域，埃及正加大5G、数据中心建设和国家智能化改造，中国在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可以为埃及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中兴通讯首席执行官周鹏此前访问埃及时表示，中兴公司计划扩大在埃及的业务范围并增加技术转让，以应对埃及对电信基础设施日益增长的需求。华为等企业也参与到埃及政府数据与云计算中心等项目，支持埃及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在埃及设立了70余所ICT学院，培训了近800名教师和3万名学生，涵盖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多个领域。

区域物流与自由贸易方面，埃及坐拥苏伊士运河与多座优质港口，与多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连通欧亚非的重要门户，埃及可成为中国商品和资本进军中东和非洲的跳板。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于2024年在埃及启动新能源玻璃项目建设，建成后产品出口将辐射整个周边地区，其中超七成产能主要面向北非和欧盟市场。尤其在2019年非洲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埃及可以成为中国进入广阔北非市场的前沿阵地，埃及与海湾国家和欧洲的经贸联系，也将为中资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提供更多机遇。

投资风险因素

汇率方面，2016年放开汇率以来埃镑遭遇了大幅贬值，2022～2024年间，由于埃及外汇严重短缺，物价水平显著上涨，埃及央行数据显示，2023年埃及通胀率一度超过30%，2024年末仍高达约25%。高通胀和埃镑贬值可能会削弱其进口需求，同时导致当地企业投资成本上升、账户回款难等问题。尽管近期埃镑汇率企稳，但在一定时间内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在地缘政治层面，埃及国内在塞西总统治理下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但局部地区仍面临潜在安全风险。西奈半岛的反政府武装活动或将推高该地区安全维护成本。此外，埃及与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在尼罗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上的争端，可能对水利基础设施及农业领域的投资活动产生负面影响。鉴于埃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战略价值，欧美国家可能加强在该地区的势力渗透，其与埃及开展的军事合作项目或将对中国与埃及的防务合作形成竞争压力。

供应链方面，中国至埃及的物流运输存在不确定性。劳工罢工、设施老化问题及地缘政治局势等因素均可能引发供应链受阻，此前由于胡塞武装打击欧美商船，红海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导致船舶绕行好望角，不仅增加航运成本与交货周期，货主还会被承运人征收高额战争附加费。埃及主要港口在斋月前夕普遍拥堵严重，加之复杂的海关清关程序，货物容易在堆场长期积压，进而产生高额的滞港费和滞期费。对此，企业可采取多式联运规划、分批次提前出货、投保运输险以及提前向承运人申请额外免用箱天等策略进行风险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