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特：构建“2035愿景”下的新海湾枢纽

科威特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部、波斯湾西北岸的君主世袭制酋长国，其北部与伊拉克接壤，南部与沙特阿拉伯相邻。科威特国土面积虽小，但地理区位优越、后发型优势显著。丰富的石油红利，为打造“新海湾枢纽”奠定了基础。科威特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居民中95%信奉伊斯兰教，其中70%为逊尼派，30%为什叶派，王室政权合法性稳定。同时实行二元君主立宪制，即国民议会具有立法权，但埃米尔有权解散国民议会，拥有绝对核心权力，政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威特国民议会与王室及政府之间的巨大张力，对国家治理效能产生一定制约。油气资源红利既为科威特现代化发展带来机遇，也导致了经济结构单一化的困局，本文将分析科威特如何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多元化进程，梳理中科合作现状，并发掘“2035愿景”背景下的投资新机遇。

⬆ 科威特“丝绸城”是中科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历史演进：从“海湾明珠”到危机交织的现代化之路

在中东错综复杂的能源地缘政治版图中，作为波斯湾沿岸产油国的科威特，其战略价值随历史变迁不断被重新定义。该地区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纪时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版图，先后经历了葡萄牙殖民、奥斯曼帝国管辖、英国殖民托管，逐渐发展为波斯湾沿岸的重要港口。其现代化进程始于1938年布尔甘油田的发现，虽然科威特国土面积仅为1.78万平方公里，却拥有全球的6.6%和0.87%的石油及天然气储量，是典型的高收入石油经济体。1953年科威特王室具有远见地建成了中东首个主权财富基金——科威特投资局（KIA），构建起“石油生产-资本增值-全球投资”的闭环经济模式。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1970年代人均收入一度位居世界首位，成为了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丰富的油气资源、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可持续性的投资规划使科威特在20世纪90年代前迅速成为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被誉为“海湾明珠”。

然而1990年伊拉克入侵打破了科威特的繁荣发展态势，成为科威特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战争对科威特石油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也暴露出过度依赖石油的脆弱性，彼时科威特石油收入占GDP比重高达60%，政府支出的75%依赖原油收益，石油工业的停滞直接延缓了战后重建。海湾战争引发了科威特统治家族对于国家经济结构的反思，但仍然以恢复石油经济支柱为首要任务，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消除了政治安全隐患后，科威特的石油工业逐渐复苏并趋于平稳发展。然而多年来国际油价的持续动荡引发了统治家族对于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工业的反思，开启了经济多元化转型之路，这种转型不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一场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系统性变革。

经济转型：从“石油红利”到多元化突围

科威特的经济转型呈现“双轮驱动”特征，既要实现传统能源优势的可持续发展，又要在新能源、交通物流业、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2017年科威特政府提出“2035愿景”，旨在将科威特打造成一个地区领先的金融、商业和文化中心，以期实现多元化的经济、有效的政府管理、可持续的生活环境、先进的基础设施、高水平医疗、创造性人力资本、卓越的全球地位这七大支柱性目标。多年来科威特政府持续推进制度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2025年直接投资局官方数据显示，科威特的低税率位居全球第3位，对跨国资本形成强大吸引力，国民储蓄位居海合会国家第2位，为产业升级提供资本储备和广大市场。

自“2035愿景”提出以来，科威特在实现经济多元化、健全投资保障体系、发展人力资源、优化基础设施多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首先，逐步实现经济多元化，根据科威特财政部报告显示，2024年旅游业、制造业、金融服务等非石油行业对GDP的贡献率由2020年的29%上升至34%，打破单一经济结构。其次，科威特致力于在立法层面保障外国投资者的权益，颁布了《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法》赋予外国投资者选择投资实体形式的权利，将外资持股上限提高到100%，公司注册时间由42天压缩至3天，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24年科威特营商环境指数由2020年的全球第83位上升至62位，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显著提升。再次，大力发展人力资源，科威特注重学科体系改革，依托国际合作办学提高劳动力的职业技术素养，并提倡“就业本土化”，为雇佣科威特员工的企业提供薪资补贴服务。此外，注重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科威特的5G基站密度居海湾国家之首，并建立国家云数据中心承载政府98%的数字化服务，科威特在能源、水资源、土地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政府对能源价格的补贴高达86%，其中住宅和农业用电补贴至1美分/千瓦时，工业用电补贴至0.5美分/千瓦时，同时完善交通、医疗、物流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全面的数字化便民服务。

投资现状：“一带一路”倡议与“2035愿景”高度契合

中国企业在科威特市场的投资决策植根于两国长期稳定的政治互信。1971年科威特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2014年科威特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中东国家，2018年两国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截至今年，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科威特第一大贸易伙伴，这种互信机制通过高层政治共识的战略性对接，为中国企业在科投资奠定了制度保障。科威特最高计划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哈利德·马赫迪表示：科威特“2035愿景”的发展诉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技术相契合。多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科威特能源、住房、港口、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人文交流项目的纽带作用，增强合作韧性。

中科两国的顶层设计具有互补性。中科合作以“基建-能源”为双引擎，并逐步向数字化转型和新能源拓展。在基础设施领域，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优势与科威特打造“新海湾枢纽”的诉求互补，中国港湾工程承建科威特北方穆巴拉克港口一期工程，依托“港口+自贸区”模式吸引中国航运企业在此设立物流分拨中心。在能源转型领域，中科双方形成“技术-市场”的双向互补，中国承建沙加亚光伏园、阿祖尔炼油厂等项目，加速科威特能源结构转型。在数字化转型领域，中国技术优势与科威特现代化发展需求相契合，华为公司为科威特电信运营商部署5G基站，基本实现全覆盖，中国建筑集团承建南萨阿德智慧城，助力实现科威特“智慧国家2025”的治理愿景。

中科两国现有合作项目丰富且影响广泛。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科威特民生项目的建设，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科威特穆特拉住房基地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问题，惠及中低收入家庭，并为当地劳动力创造大批就业岗位。中冶集团承建的科威特大学城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科威特“2035愿景”对接的重点工程之一，科威特大学孔子学院有效促进了青年赋能，海湾地区首家中国文化中心落地科威特，发挥人文交流的软实力效应，增强了合作韧性。华为公司参与科威特“智慧城市”建设，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与科威特金融机构合作，推动普及移动支付，为民众生活提供便利。可以说，中国企业在科投资以“民生导向”和“技术共享”为基本策略，切实地回应了当地民众需求，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认同基础。

中国企业在科威特具有丰富的潜在投资机会。虽然目前中科合作成果丰硕，但科威特“2035愿景”提出的经济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目标仍存在较多有待开发投资的领域。根据科威特直接投资促进局发布《2025年投资参考》显示，现阶段科威特的投资前景广阔，主要体现在以下行业：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固体废物管理、废水处理、石油化工废物处理等环境服务；以天然气、石油为主的能源项目；教育与培训项目；卫生医疗项目；综合住房项目；银行及金融业服务；旅游业与娱乐服务。整体上，科威特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战略区位、发达的物流基础设施、完善的立法保障、具有吸引力的低税率、高素质劳动力等，能够为中国企业投资项目的落地提供必要保障，并以科威特市场为支点辐射周边国家，深度参与海湾地区的市场联动。

中国未来在科投资的战略支点与风险应对

首先，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制度框架和机制化合作的叠加优势。在多边机制深度重构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可以与作为海湾合作委员会轮值主席国的科威特形成跨区域制度联动，而中国企业则可以关注这两大多边机制深度合作中的政策接口性项目，以高效推动项目的落地并保障落实。同时作为全球第三大主权基金的科威特投资局（KIA）选择在中国设立首个区域性办公室，这将为中国企业在科投资提供合作契机，该主权基金规模庞大、投资经验丰富、熟悉本地市场且具有前瞻性思维，因此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科威特投资局建立合作关系，准确地把握本地市场并获得有效的投资参考。

其次，应依托“港口+园区”合作模式促进产业本土化。目前中国企业在科威特已深度参与了港口、园区等物流业建设，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承建的穆巴拉克·卡比尔港是科威特港口群的枢纽，具备成熟的基础设施条件，北部“丝绸城”是中科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作为经济特区已引入26家中企，形成了装备制造与新材料的产业集群。科威特的物流与贸易服务海岸线长499公里，具有成熟的港口基础设施，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港口+园区”传统产能合作示范园的模式，既为企业实现本地化“生产-物流-市场”的联动发展提供支点，又能推动科威特实现“新海湾枢纽”的愿景，进而依托科威特港口群实现区域辐射效应。值得关注的是，科威特直接投资促进局表示国家将大力发展阿卜杜拉、瓦夫拉、纳伊姆经济区，打造综合性经济区集群，并重视物流与仓储业、中型轻工业、废物管理等行业的发展。

再次，应把握“新能源+高端制造”的合作增长点。2023年习近平主席与科威特王储米沙勒会晤期间，签署了发展海上和陆地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绿色经济和碳循环等领域的重要协议，标志着两国合作从传统能源贸易向“绿色可持续”的全面升级。中科双方资源禀赋互补，科威特具有发展太阳能、氢能的天然区位优势，并提出《2030～2050年可再生能源项目战略》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中东新能源中心，但缺乏新能源技术转化和高端制造业基础，而中国企业在光伏产能、氢能储运、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与共享能力，双方可以在光伏电站建设、绿氢制备等产业拓展合作，将科威特打造成“海湾绿氢枢纽”。此外，科威特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化转型和自主发展工业能力，技术共享可以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等高端制造业入驻园区做铺垫。

为更好地融入科威特市场，规避潜在隐患，中国投资者应严格遵守科威特《外国投资法》，详细参考科威特直接促进投资局（KDIPA）的评估建议。分析科威特投资环境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国内、地区、国际三个层面。

国内层面，体现在政治体制、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科威特属于二元君主立宪制国家，王室与国民议会之间存在较大政治张力，国民议会有被随时解散的风险，政策的连续性受阻，导致政策推行效率低下。市场准入方面，长期存在的“保人制度”增加了腐败风险，此外由于科威特提出“就业本土化”政策，外企对本地员工的雇佣比例需达到标准限制，存在本地劳动力技能与工作需求不匹配的可能性，增加企业用工成本。

地区层面，体现在地缘政治风险的不断外溢。科威特毗邻伊朗、伊拉克，容易受到邻国政治环境动荡的影响，和地区冲突及争端的波及。此外科威特与海湾国家的竞争严峻，沙特、阿联酋、巴林均提出了构建地区物流、金融枢纽的国家愿景，因此企业在科威特投资时需考虑目标项目与其他同质化项目相比的优势性与独特性。安全形势方面，科威特2015年曾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极端主义组织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渗透风险仍未根除，网络基础设施防护能力有待改善。

国际层面，体现在大国博弈对打造区域枢纽的影响。特朗普新任期以来迅速提出了“清空并全面接管加沙”“空袭也门”等一系列超预期的快速决策，并将打击伊朗“抵抗轴心”作为重要战略目标，科威特临近伊朗且位于波斯湾沿岸，区域冲突和博弈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道造成一定影响。此外科威特作为能源经济国家，国际油价波动会导致区域经济低迷，也会影响科威特主权基金海外投资收益对国内经济的反哺效果。因此要动态跟踪伊朗核协议、伊拉克安全形势、国际油价等关键变量。

整体上，中国在科威特投资具有坚实的政治互信基础，投资者应在规避地缘风险的同时，充分利用海湾经济转型的红利。科威特主权信用评级较高、外汇储备充足，经济转型潜力较大，两国投资合作的增长点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物流港口园区、新能源、智慧城市等领域，并注重发挥文化软实力效应增强合作韧性。此外地缘政治风险总体可控，科威特外交中立性特点使其在地区争端中通常扮演调停角色，降低了直接卷入冲突的概率。从长远角度看，能否通过“2035愿景”的结构性改革将非石油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将是决定科威特投资机遇和风险走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