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伟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图片提供|刘伟才
导读
从殖民时代开始,非洲就一直被说成是外国投资的热土,但一直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表现不佳。
从理论上来说,外国直接投资被认为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实际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在非洲的推进和对非洲的影响却非常复杂,它当然意味着机遇,但也常常可能成为削弱国际收支平衡、抑制国内投资甚而强化资源依赖、扭曲国内经济结构的陷阱。
如何理解并把控外国直接投资之于非洲的这种复杂性?西恩·戈塞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克服资源依赖、欠发达与畸形资本主义》从殖民历史遗产、独立后经济政策遗产、民主、腐败、新兴国家竞争、金融部门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在增长动力结构中的位置这几个方面出发进行了探讨。
作者首先强调的是历史遗产的束缚性影响。在作者看来,独立前非洲处于一种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相互交织形成的框架中,这种框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其核心特征是以种族为界限划分劳动、社会与资本。在这种框架中,非洲国家的角色是贡献自然资源和人力,其本身的经济发展、社会提升、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等都不在受重视之列。这种框架还扭曲非洲国家发展,使其陷于常态化的政治不稳定和族群冲突。结果是,非洲国家固然还是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投资往往只局限于资源领域且具有掠夺和剥削性质,非洲国家内部的一小部分人可以从中获利,但大部分人的利益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却要被牺牲。
独立后,非洲国家政治与经济实践的核心仍然是强调对自然资源财富的控制与掠取。新的非洲领导者在取得权力后,实际上继承了殖民者建立的一整套掠夺性结构,由此导致非洲国家政府机构与社会之间联系脆弱,这削弱了国家凝聚力,甚而催生内战、政变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后非洲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是降低了,一些非洲国家不得不靠外债和外部国家或机构提供的发展援助来弥补融资缺口,所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非洲,严格来说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比较显著。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的作者看来,殖民遗产与独立后一段时间内有缺陷的政策选择使制度性弱点与不良社会经济结构长期固化,在吸引以资源掠夺为主的投资的同时阻碍了多元化外资的进入,导致非洲国家的欠发达与资源依赖,也削弱了非洲国家的工业化与经济多样化进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非洲国家整体逐渐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外国资本开始将更多目光投向非洲,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开始从国家发展和自主性这一角度来思考外国直接投资。对外国资本来说,非洲的自然资源领域仍然是投资重点,但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也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对非洲国家来说,它们所希望的是借用外国资本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在新时代的这种互动中,民主、腐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投资成为三个关键话题。
近二三十年出现在非洲的所谓“民主化进程”既是非洲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尤其是国际借贷机构和捐助方推动的产物。外国直接投资基于资本安全和获利的需要,当然也会将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纳入考虑。从理论上来说,民主制度通过法治、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强化,有助于创造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外国资本。但是,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往往并未伴随制度的有效巩固,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不确定性、选举竞争中的暴力以及政策反复无常反而会削弱投资吸引力。所以,对于外国资本来说,非洲国家政府的履约能力与宏观经济管理水平要比是否存在选举民主更关键。尤其是在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跨国公司倾向于与掌握资源控制权的精英集团直接合作,即使在威权体制下,也可能获得更为可预测的政策环境。结果是,从理论上来说应能促进更透明和高效治理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实际中可能变成强化既有权力结构的“养料”。所以,对非洲国家来说,仅有民主形式并不足以保障投资增长,制度稳健性与政策连贯性才是吸引和维持外资的关键。
腐败被认为是当今非洲在治理与发展领域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不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的作者看来,首先应将非洲国家腐败的根源归结到殖民主义,因为殖民统治本质上是一种对本地无责任的行政体系,它本身在做的就是收买当地的支持者和剥夺本属于当地或本该服务于当地的资源。非洲国家独立后,腐败并未减少,国家官僚体系的政治化加剧了依附网络,政治权力、资源与机会被集中于“强人”领导手中,形成低效、脆弱的法律与行政体系,资源配置更多地是服务于统治集团而非公众。但不管是历史责任还是现实原因,腐败的消极性是可以肯定的,它会削弱和侵蚀非洲国家的进步、稳定与发展,也会扭曲资源配置和竞争市场、增加经商成本、降低公共支出的净价值,进而阻碍外国直接投资。
对外国资本来说,腐败会造成诸多金融扭曲,包括盈利能力下降、资源浪费、合同风险上升以及投资激励减弱等,但腐败也可能是加快或绕开官僚程序、减少费用与税负、确保不公平竞争优势、建立特权地位等的“润滑剂”——当然,腐败也可能意味着不确定性,因为投资者与腐败官员间的协议无法律效力,若对方违约,难以追索。从非洲国家方面来说,腐败并非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障碍,但却大概率会削弱外国直接投资对相关国家发展的积极效应,比如造成生产率与创新力下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错配与不平等、非法资金外流等。所以,如何应对腐败,外国资本有相对更多的选择空间,非洲国家自身却只能越陷越深。
关于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对非投资,《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的作者给出了相对较为积极的判断。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巩固互利经济与政治伙伴关系的机会。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融资方,也是增长最快的直接投资来源国。此外,中国正在成为非洲的重要技术合作伙伴,中国企业已成为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市场的领导者,还将为非洲成为下一代制造业与供应中心提供条件。印度也是非洲国家的重要投资者,特别活跃于纺织、制药、汽车与机械制造等领域,并在金融服务与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扩大布局。而且,印度还凭借“企业部门、文化与政治联系、活跃的侨民网络以及印度企业在应对复杂多样市场环境方面的经验”,成功确立了与中国并列的非洲发展重要伙伴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多方力量博弈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地位的上升还可能会刺激在对非关注和投入方面一度有所忽视的国际力量,推动它们重新重视非洲并加强投资。这样一来,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就成了非洲国家的一个利好。
《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在非洲的实施和对非洲的积极消极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强调的是非洲国家如何应对。但这同样也是对外国直接投资者的一个“提醒”,提醒它们要关注非洲国家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仅是风险,也是机遇所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
|Sean Gossel,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Overcoming Resource Dependence, Underdevelopment and Dysfunctional Capit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25. |
作者简介:
西恩·戈塞尔(Sean Gossel),南非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商学院教授。
目录
1. The Colonial Legacies Hampering FDI to Sub-Saharan Africa
2. The Economic Policy Legacies Hampering FDI to Sub-Saharan Africa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uption and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5. The Effects of China, India, and Russia’s Competing Strategies on FDI to Sub-Saharan Africa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and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7.FDI and Sub-Saharan Africa’s Economic Growth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