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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重在影响公众——专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文/ 本刊记者 杨海霞

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通过影响公众来间接影响决策,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人发起设立的一个学界智库。

       这个智库以国家发展为中心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致力于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持续关注全球格局的演变,并参与建设国际新秩序的高层对话。

在北大朗润园,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接受了《中国投资》采访,分享了他的智库建设思想。

       《中国投资》:国发院建立之初就是基于对国家发展大势的判断。现在一方面面临新一轮改革,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些大势的变化都带来了对智库新的要求和使命。您是怎么看这里面的机会和挑战的?国发院作为智库有什么自己的定位?

       姚洋: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智库建设,把智库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所以现在希望做智库的地方政府、企业很多。不过智库有各种类型,需要做好定位。

       首先,北大国发院的定位是在政府之外做独立智库。实际上中国一直有智库,例如社科院,它以前的主要定位是研究机构,但后来开始强调智库职能。再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智库。可以说政府部门已经有很多智库了,政府智库主要是为政府服务。我们现在说的主要是独立于政府的智库,这也是中国所缺乏的。

       其次,北大国发院把智库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面向社会提供我们的成果和政策,而不是像有的智库那样只组织会议,主要体现联络功能。

       最后,北大国发院不做短期政策研究,要做长期的研究,以国家发展为中心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

       观察一下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可以看出,所有的政府都是短视的,他们不可能考虑长期。但是美国有智库,经常有长期的战略出来。例如重返亚太的战略之所以能提出,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智库研究认为,当时欧洲问题解决了,苏联也已经不构成威胁,下一步美国应该去太平洋地区,因为中国可能成为美国潜在的对手。

       我们中国也有政府的智库研究长期问题,不过往往是领导人发话,智库论证。所以政府之外的智库应该提前关注长期问题,等到政府想用时就能马上拿出来。

       《中国投资》:西方智库总是在强调独立性,怎么体现独立性?

       姚洋:其实美国的智库真正做到无党派的也很少,几乎都有党派色彩。比如布鲁金斯是民主党的,企业研究所是共和党的,卡内基某种程度也是共和党的。各个党派的智库力量旗鼓相当,所以有所平衡。当然也有一些学校的智库没有党派色彩,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我们国发院就是这样,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但组合起来就没有,这样也能吸引出资人。

       《中国投资》:通过代表不同利益的智库发声影响决策,最后形成一个代表多方利益的意见,这样的机制是不是比较好?

       姚洋:对,最后只能是这样的机制。如果一个独立的机构,所做的研究不能代表某一部分人,筹资就是有难度的。美国走这条路很有道理。欧洲很多智库党派色彩不明确,但他们很多是政府出资的。比如英国的战略研究所,以前都是政府资助,现在也有外部资金。中国不可能让政府来支持独立智库,所以智库要有一定倾向。

       《中国投资》:大学里的智库和民间智库各有什么优势?

       姚洋:在现行体制下,智库还是得在大学里做。大学智库的好处是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基本经费有保障。民间智库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筹资问题。比如天则所,一直就很艰难,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这是体制外智库的发展瓶颈。我当院长也筹资,我发现我们的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去捐助智库,更不要说捐助民间智库。除了资金,独立的民间智库还会面临另外一个瓶颈:人才。没有研究人才怎么去做智库?国发院作为大学里的智库在资金与人才上都有保障。

       《中国投资》:企业家不捐助智库是因为对智库和智库所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不够?

       姚洋:中国整个企业家群体全年的捐款才10多亿元。他们还很年轻,还没到用资产回报社会的阶段。再过若干年,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些财富与其留给后代不如回馈社会。这要有个过程。另外,也有企业家担心资助智库会惹麻烦。

       《中国投资》:为了做好智库,除了需要资金、人才,还需要哪些其他要素?

       姚洋:还需要好一点的机制。比如国发院就有一个灵活的机制,可以申请设立研究员系列。在一般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下需要有学术发表,老师不能把很多精力放在智库上,所以我们设立这个研究员系列,进入这个系列的工作主要是做智库,使用与教师不同的评价体系。

渠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国发院的一个渠道是直接通过林毅夫老师向上层递报告;另一个是通过非正式的出版物——简报,发送给影响决策的500人左右;此外,还有一种是较长的报告系列,这些报告我们主要靠媒体发布,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影响媒体最有效。通过面向公众发布研究成果,对公众和政府官员群体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投资》:智库最终的追求就是影响决策,您对这些年国发院影响决策的结果是怎么评价的?

       姚洋:影响决策当然是智库的重要目标,不过影响社会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考虑学者做的研究怎么传递给公众?这需要一定技巧,不能太学术化了,必须转化成大众听得懂的语言,还要抓住社会热点问题。

国发院对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不敢肯定地说,只能说我们做了多少。比如“中美经济对话”,我们已经做了5年,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王岐山做副总理的时候我们向他汇报,现在向汪洋副总理汇报。还有一次王岐山要我们写一个报告,预测一下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个报告从领导到公众的反馈都很好。

       《中国投资》:从中美经济对话来看,是不是说明智库也有代表中国发声的职责?

       姚洋:国发院发起中美经济对话也是考虑中美之间长期都处于了解不够的状态。政府领导与国外的接触大多停留在礼节上,深入了解并不够。2009年周其仁老师向王岐山作了汇报,开展了中美经济对话这个活动。主要通过对话,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美国,同时我们也要听美国怎么看中国,让领导多一个途径了解国外的看法。

       《中国投资》:国发院把国际新秩序明确地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这是出于什么背景?

       姚洋:国发院一直国际联络比较多,所以找了一个比较优势,能为中国在国际上呈现自己的看法。目前国发院正与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合作中美经济研究项目。中美等主要国家都在思考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新版本是什么,美国在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搞新的单边主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还是中美关系,所以我们要做些研究。此外,我们还发起成立了“国际中国研究联盟”。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很多学者都愿意研究中国,我们吸引了4大洲各方面的学者举行国际性会议,推动了解,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