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猪与育种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畜牧业是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猪产业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据统计，2024年我国猪肉产量5706万吨，占肉类总产量的59.05%，占全球猪肉总产量的近50%。2024年我国商品猪出栏量约7.3亿头，年末能繁母猪存栏达4100万头，后备种猪更新约1200万～1600万头。种猪作为整个生猪繁育体系的源头，其遗传品质直接决定后代生长性能、饲料转化率、繁殖力及肉质特性。国际经验表明，遗传因素对生猪生产效益的贡献率可达40%以上。因此，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构建高水平自主育种体系，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畜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随着基因组选择、AI智能测定、基因编辑等新技术的发展，生猪育种正迈向精准化、智能化新阶段。与此同时，消费者对高品质、差异化猪肉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也为地方特色猪种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了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种猪与育种工作的战略价值，并提出符合国情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

种猪的战略地位与多重功能  

（一）种猪是育种与生产工作的原始素材与基础
种猪作为现代生猪产业发展的核心源头，既是育种工作选育优良基因的关键物质载体，也是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生产体系得以持续运行的根本基础。其遗传品质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后代种群的生产性能、健康水平和繁殖效率，因此科学选育与管理种猪资源，不仅是保障生猪产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战略性前提，更是推动整个畜牧业长期稳健进步不可或缺的原始素材与基石。唯有建立以国产种猪为核心的育种素材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适地适养、适销对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二）种猪处于金字塔育种体系顶端，具有显著放大效应
现代生猪育种普遍采用“核心群—繁殖群—商品群”三级金字塔结构。位于体系顶端的核心群种猪，通过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现代繁殖技术，将其高产、高效、抗病的优良基因系统化导入下游种群。在这一机制下，单头优秀种公猪通过规模化冷冻精液，一年可配种上万头母猪，并最终对数万乃至数十万头商品猪的生产性能形成决定性的影响。这种“以精带众、遗传倍增”的放大效应，不仅极大加速了遗传进展的传递效率，也使种猪成为撬动全产业链育种水平、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支点。

（三）种猪是维持遗传多样性与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基础
Falconer 和 Mackay指出：“遗传进展的速度取决于初始群体的遗传变异程度。”因此，拥有丰富遗传背景的种猪资源库，是实现持续遗传改良的根本保障。我国拥有80多个地方猪品种，其中59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地方猪品种，涵盖太湖猪、莱芜黑猪、藏猪、香猪等多个生态类型，构成了全球最丰富的猪种遗传资源库之一。这些地方品种虽生长速度较慢，但在肉质鲜美、肌内脂肪含量高、耐粗饲、抗病性强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随着消费升级趋势加快，市场对高端、特色猪肉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浙江“两头乌”、湖南“宁乡花猪”等品牌已成功进入中高端市场，售价可达普通猪肉的3～5倍。这表明，地方种猪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资源。

（四）种猪为“一猪两用”提供可能，拓展生命科学应用前景
近年来，“异种器官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成为医学研究热点。猪因其器官大小、生理结构与人类相近，被视为最具潜力的供体动物。2022年，美国马里兰大学首次成功将经基因编辑的猪心脏移植至人体，实现存活59 d的突破性成果；此前研究亦证实，敲除α-Gal抗原并转入人源补体调节蛋白的转基因猪可有效避免超急性排斥反应。我国在异种器官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开展的基因编辑猪肾脏移植到猕猴体内已经存活400多天，这是全球范围内除美国之外首个存活超1年的异种移植灵长类动物。此类医学应用的背后，是对特定基因型种猪的规模化、标准化培育能力。未来，种猪或将兼具农业生产资料与生物医药原材料双重属性，进一步提升其战略价值。

自主育种的重要性：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路径  

（一）引种存在疫病输入风险，威胁生物安全
长期以来，我国高端种猪主要依赖从丹麦、加拿大、美国等地进口。虽然近年来我国种猪进口量已逐渐萎缩，但频繁跨境引种增加了非洲猪瘟、猪蓝耳病（PRRS）、伪狂犬病等重大动物疫病传入的风险。2018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被认为与非法引种或走私活动密切相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暴露出产业链上游的脆弱性。

（二）自主育种可降低成本、掌握知识产权、增强产业竞争力
据测算，每引进一头原种猪需花费人民币3万元以上，且后续还需支付技术服务费、配种权使用费等隐性成本。相比之下，建立自主育种体系虽前期投入较大，但长期来看可大幅降低对外依存度，形成自有品牌和技术壁垒。

更重要的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猪种意味着我国可在国际市场中掌握话语权。部分国家出于贸易壁垒或技术封锁目的，限制优质种猪出口或附加苛刻条件，引进的种猪并不具有最优秀的生产性能，进一步加剧我国种源安全压力。我国若能在核心种源领域实现突破，有望打破欧美垄断格局，提升全球竞争力。

（三）育种可显著提升生产性能，实现节粮增效
通过持续遗传改良，现代瘦肉型猪的饲料转化率（FCR）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3.5以上降至目前的2.5左右，日增重提高近50%，背膘厚下降30%以上。以FCR的年遗传进展为0.02计算，这意味着每生产1头120kg的商品猪所需的粮食消耗减少约2.4 kg，预计每年可节约玉米、豆粕等饲料资源数168万吨，相当于减少耕地占用100余万亩，减排CO2十几万吨，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四）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推动差异化、高品质发展
当前，我国猪肉消费正经历从“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的转变。消费者更加关注肉质口感、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黑猪、土猪、有机猪等特色产品市场份额稳步上升。通过定向育种培育兼具良好生长性能与优异肉质的新品系，已成为企业抢占高端市场的关键策略。

例如，广东温氏集团通过杂交配套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成功培育出“温氏黑猪”系列，实现了生长速度与肉质风味的平衡；家育种业在早期由军队科研部门为特殊人群营养与医学研究而定向保留的地方猪种质基础上，打造家育“小黑豚”黑猪种群，通过全基因组选择和系统测定，在保留高肌内脂肪、雪花纹理和传统风味等肉质特性的同时，优化生长周期和料肉比，探索出兼顾风味品质与生产效率的本土黑猪育种路径。这些案例表明，独立育种不仅能提升产量，更能创造高附加值，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推进生猪育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  

（一）加强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筑牢种业根基
应建立健全“活体保种+遗传物质保存+基因组信息库”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如建设国家级和省级保种场、保护区，确保濒危品种不灭失；扩大冷冻精子、胚胎、体细胞等遗传材料的采集与保存范围；开展全基因组测序，构建中国地方猪种的高密度SNP图谱与变异数据库。同时推动“保用结合”，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地方猪种的商业化开发，实现“以用促保、以研促保”。

（二）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育种体系
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育种组织架构与制度设计： 1.建立本土化选育目标：结合我国饲养模式、气候条件与消费偏好，设定兼顾产仔数、饲料效率、抗病性与肉质的综合选择指数； 2.建设覆盖全球数据的国家级育种数据库：整合国内外种猪系谱、表型、基因型数据，打造开放共享的大数据平台，支撑基因组选择与遗传评估；3.推动企业主导的育种联合体或者大型育种航母企业建设：支持大型养殖企业牵头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育种联盟或大型独立育种公司，提升资源整合与成果转化效率。

（三）推进智能化管理与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推广AI高通量精准智能测定系统，利用图像识别自动估测背膘厚、眼肌面积、体型评分；部署物联网称重栏、行为监测设备，实现无应激动态数据采集；加快国产猪用基因芯片研发与迭代升级，如“中芯一号”已实现初步替代，部分企业，如家育种业等企业已在核心育种群中将自研“猛芯”芯片与全基因组选择、自研育种算法引擎和数字化育种系统相结合，开展本土化多性状综合选育，但仍需提升检测密度与算法精度。此外，应加大对基因分型平台、数据分析软件、育种管理系统等软硬件的自主研发力度，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四）面向未来，融合多组学与人工智能技术
未来的育种将进入“智慧育种”时代，需要育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1.联合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等多层次数据，解析复杂性状的遗传调控网络；2.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基础，训练基于海量数据的预测模型，实现个体遗传潜力的精准评估；3.开发自主基因编辑技术：开发高通量的自主基因编辑工具，定向改良抗病性、肌肉发育、脂肪沉积等关键性状。这些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极大缩短育种周期，推动生猪育种由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智能驱动的新阶段。

结论与建议  

种猪是生猪产业的“芯片”，育种则是实现种业振兴的核心引擎。面对全球竞争加剧、资源约束趋紧、消费需求升级的多重挑战，唯有坚持自主创新、强化种源保障、推进科技赋能，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生猪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企业与国外能达到“并跑”水平，未来，我国应加快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转变，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种猪品牌，为中国饭碗装上“中国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