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业时代的城市规划师

梁鹤年 

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197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82年获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1985年获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于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我国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随着经济从标准化生产转向精准化生产，小众市场的崛起正在孕育新的就业方向，聚焦于对个性化需求的捕捉与满足。每个经济领域都会如是。在这大势下，AI时代的城市规划师应该做什么。

用传统标准化、划一化的功能分区去处理城市土地空间的使用、布局和分配逐渐失去意义。宏观的总体规划仍有其需要，但由上至下的指导和调控会越来越需要吸纳由下至上的诉求和反馈。新经济下，高质量发展的城市规划将会是以社区为单元，以满足社区居民对他们空间环境的需要和追求为目标。每个社区、街区、群体都会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空间需要和追求。未来的城市规划不再单纯依赖大规模数据建模，而是通过真实的社会互动去处理复杂的人性。未来规划工作的主流将会是“社区规划”，需要大量的“社区规划师”去理解和提升居民对他们空间环境的认知和判断。社区规划师既要拥有技术工具，也要具备社会敏感度，是数据与人之间的翻译者。社区规划师的工作在感受和演绎居民的脉搏。

AI 可以提升城市规划效率，但要由人类掌握方向。规划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是否真正满足了人类生存与延续的本质需求。也就是，这个城市是否实现了城市居民之间的“自存与共存平衡”。自存聚焦在发挥个人；共存在丰富整体。最高平衡点可以是最高度的发挥个人而不伤害整体，或可以是最高度的丰富整体而不抹杀个人。

人工智能暴露出传统规划（为工业社会效率服务的规划）的短板——没有足够尊重和没有努力发掘普通市民对空间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说来很反讽，人工智能的倡导者强调通过大规模和长时间的观察和分析市民的行为可以找出市民对空间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这里有一个关键假设：行为反映动机。但是，这个假设是建立于一个先决条件上——行为不被约束。如果行为被约束，它怎能正确的、完整的反映动机？被约束的行为和它后面的真正动机一定会脱节——行为会被扭曲去回应约束。若此，不被满足的动机就会不断修改行为去抗拒，甚至颠覆约束，或因为行为被长期或过度的约束致使背后的真正动机也终被扭曲或消灭。因此，从观察到的表面行为是找不到背后的真正动机的。

未来的规划工作将会集中在以社区为单元的人性连接和个性化满足。社区规划师需要深入社区生活去发掘居民的需要和诉求。这类工作有赖对复杂人性和真实需求的感知。在人类学有“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outsider)的识别。局内人看到和感受到的不是局外人可以掌握和明白的（也就是所谓的“不足为外人道”）。社区规划师要同时身处于局内和局外，既要有主观的感受，也要清晰的演绎这些感受。也就是，“当局而不迷，旁观如身受”。

AI可以通过数据生成问卷，但无法规避问卷中隐含的先入为主偏见，也无法捕捉受访者“言外之意”，更没有可能发掘出问卷没有包括，但对研究者可能极有用的“新意”。想起一种叫精英访谈(elite interview)的调研方法，据称是用来向情报人员问话时套取信息的。情报人员在外的所见所闻会包括一些他不经意中看到或见到，而对问者可能是有价值的信息。难处在于，在未说出来之前，问者和被问者都不知道是什么。于是，问者会提出一些没有引导性（或中性）的问题，然后从被问者的回答中搜索有没有值得跟进的东西，继续以中性的提示词去追问，找出问者和被问者在事前都未有察觉的信息。

但AI也有它的用途，它可以用来追踪隐藏于一般标准化问卷调查中的意识形态和偏见，可以用来整理上述精英访谈所获取的大量非量化资料（例如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去找线索），从中发掘社区居民对环境的真实观感和真实愿景。社区规划师可以先做少量精英访谈，然后按访谈的发现去设计大规模的标准化问卷调查。这样，机器才是真正为人服务。

至于硬件方面，可以想象社区规划师用3D打印去探索（包括去教育）社区居民对社区环境的认知，和帮助他们表达他们的愿景。这需要结合技术和人性。其实，规划专业技能中最强的一项（别的专业没有，而且市民很需要的）是“视像化”（visualization）——把未曾发生的事情或未来的景象通过图像和模型表达。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技能。城市建设（包括社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大规模的动员，一旦启动就很难叫停，一旦建成就很难改变。“视像化”是市民和决策者在采取行动之前唯一的机会去“看看”行动的后果。AI会是个很好用的“视像化”工具。

规划师的训练要从“按章办事”向“能力导向”转移，培养AI无法替代的核心能力，如对人性的洞察、矛盾问题的权衡、跨群体的沟通协调等，这些能力将成为衔接现有岗位与新岗位的关键。
但AI可以辅助规划师进行数据分析(例如对访谈内容进行文本分析、统计关键词的出现频率，筛选潜在的需求方向等)、模型构建(例如基于现有数据去构建社区空间模型，模拟不同规划方案的落地效果，如交通流量、空间利用率等)、虚拟模拟(例如利用AI去追踪中央到地方的目标与行动传达程度、识别“层层加码”或“政策变形”的问题、评估和辅助规划调整)。

社区规划会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规划提供一个有意义和可行的“落地”机会。每个社区都应有它的规划师。他与居民共同生活，通过感受与交流去理解他们的需要和追求，从“是人民”和“由人民”（of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的角度出发，去做“为人民”（for the people）的事。规划师会通过结合居民的情感需求、社区的文化基因、集权与共权的平衡，对AI生成的方案进行调整优化，然后供市民做判断和决策。这项工作不仅是“职业”，更是规划师个人事业与社会福祉、民族大业相联系的使命（vocation）。社区规划师，通过为社区创造真实价值、去换取物质回报和精神成就感。也可以从人民的角度去想象一下，如果每10万人有一个社区规划师，全国就会有1.4万个新岗位；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如果维持一个岗位的成本是每年10万元，每个居民每年花一块钱就能得到贴身服务。

人工智能是机械逻辑——只可用来处理是非分明的事情；人的现实超越机械逻辑——要处理的是是非难辨的纠缠。“为人民服务”将会是“发自人民，由人民指挥的服务”。规划工作的机遇将会是了解及理顺社会基层的真正需要与诉求，盘活及发挥人民的智慧与潜力。人工智能做不出“以人为本”的规划，要靠人的智能。但人的智能能够指挥人工智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城市规划师不会被AI取代，但工作需要转型，能力需要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