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中学习，为未来铺平道路。为了更好地理解肯尼亚，本文将肯尼亚历史划分为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三个阶段
文I 特约撰稿 丽眸 [肯尼亚] 翻译I 邓哲远 译校I 潘华琼 图片提供I 丽眸
历史就是知识。非洲历史，尤其是不同部落的历史、文化规范以及知识是以口头方式传承，这使得史实核查更加困难。尽管如此，当1963年肯尼亚独立时，教育界的普遍共识是历史应当作为必修课从小抓起。
这么多年以来，其他很多课程被移出教学大纲，但是历史课、英语课以及斯瓦西里语课一直都保留着。肯尼亚教育学院得到教育部授权，为每个班级编写、出版教科书。
肯尼亚教育学院与本国大学教育系和历史系的教授们一起更新教材信息。一般来说，低年级学生学习前殖民时期历史，中学生继续学习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期历史。高中生则学习一门历史和政府的综合学科，包括前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的历史，以及国际关系，但这是一门选修课，而对更低年级学生来说，历史是一门必修的考试科目。
为了更好地理解肯尼亚，需要将肯尼亚历史划分为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三个阶段。
前殖民时期
非洲常被称为人类的摇篮，肯尼亚也是如此。考古学家们在肯尼亚发现了2000万年前的化石沉积物，而在肯尼亚西部，靠近现在维多利亚湖的地方，出土了可能与人类祖先有关的类人猿生物遗骸。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初步认为是人属——即现代人祖先的骨头出土。自公元前8000年起，就有证据显示人类一直生活在肯尼亚西部的湖岸地区。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这些人主要是渔民、水生动物和植物采集者，而地理上，这些人群在非洲普遍存在。
据估计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拨新的定居者出现在东非大裂谷和高原，而他们遗骸的骨骼接近如今非洲之角说库施特语（Cushitic）的民族。第三拨人也在同一时期定居于此，这些尼罗特人（Nilotes）（说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群体）被认为居住在东非大裂谷和维多利亚湖地区。除此之外，高原上的森林地区和多树草原（wooded
grasslands）主要居住着狩猎者和采集者。
直到公元1000年，懂得农业和铁器知识的民族才迁徙到这一地区，他们被认为是从非洲北部和中部地区迁到南部和东南部的班图人。
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资料称，“两拨往南迁徙的班图人开始在距今2000年前到达肯尼亚，并带来了铁器技术。他们如今在肯尼亚最大的族群是基库尤族（Kikuyu）和康巴族（Kamba）。部分海边的民族，包括迪戈族（Digo）、基里亚马族（Giriama）、普克莫族（Pokomo）与班图人有着亲缘关系。库施特人、尼罗-含米特人（Nilo-Hamatic）以及其他民族也定居在这一地区。尼罗特人被认为从苏丹迁徙到这里，并产生了卢奥族（Luo）等民族。今天最大的尼罗-含米特族群是卡伦金族（Kalenjin）。”
“古希腊历史记录显示，公元4世纪就有希腊商人和水手到访肯尼亚。在肯尼亚，也发现有那一时期的罗马硬币，但其传播路径尚不清楚。阿拉伯、波斯、印度、印度尼西亚还有中国的商人随之而来。大型的阿拉伯人定居点很快建立起来，尤其是在蒙巴萨和马林迪。阿拉伯人和当地定居者之间的通婚塑造了斯瓦西里文化和语言。在有文字可考历史的早期阶段，奴隶和象牙是主要的贸易商品。”
最为人称道的历史开始于16世纪早期，当时前往印度的葡萄牙探险家达迦马（Vasco da Gama）中途在蒙巴萨停留。他正在寻找通往亚洲的海路，由于这一地区的开放，达迦马探险带来的结果是欧洲海上霸权超过450年的殖民统治。
1591年，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一世下令修建耶稣堡（FortJesus）。两年后城堡完工，很快成为葡萄牙的行政中心和主要港口。当1698年阿曼阿拉伯人到来时，葡萄牙人失去了城堡控制权。18世纪，阿拉伯人为了控制当时被康巴人主导的奴隶贸易，多次试图深入内地。
19世纪，桑给巴尔素丹统治了今天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沿海地区，而同时欧洲人开始到达这里。最早到达内地的欧洲人是英国圣公会差会（Anglica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克拉普夫（ReverendJohann Krapf）和雷布曼（Reverend
Johannes Rebmann）。1888年，英国政府特许不列颠东非公司（The 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管辖肯尼亚。德国和英国为了争夺马赛地（Maasailand）的控制权作战多年，并最终在1890年达成协议瓜分这一地区。根据协议，英国控制翁巴（Umba）河入海口以北的地区。
殖民时期
不列颠东非公司没能进入内地，而且这一探险对英国政府来说代价高昂，因此在1895年政府正式接管了这一地区，并重新命名为东非保护地。保护地行政部门以及第一任专员阿瑟·哈丁（Sir
Arthur Harding）驻地均位于桑给巴尔。这一侵略遭到了有力的反抗，内地发生了不少人民起义，尤其是南迪人（Nandi）。
在1896年、1897年和1905年，英国军队进行了一系列远征，导致南迪人人员伤亡惨重，并停止抵抗。英国对内地的征服是渐进的。其中重要的是1901年完工的、连接蒙巴萨和维多利亚湖的铁路。
铁路由专门运来修路的印度人参与建设。再加上后来伊迪·阿明（Idi Amin）内战时期逃离乌干达的印度人，现在肯尼亚仍然有大量的印度人。
三角贸易时期（16-19世纪），欧洲贩奴船上的黑奴
殖民政府需要想方设法使铁路盈利，因此鼓励欧洲农民来这里建立定居点。肯尼亚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没有南非的金矿或钻石，但其高原地区有大量肥沃的土壤，这吸引了很多英国移民，他们通过使用劳工大规模种植咖啡，获利颇丰。
根据Countries
Quest网站的资料，“欧洲移民侵占了肯尼亚部分族群的土地，尤其是高原上的基库尤人。许多失地的基库尤人被迫以擅自占地者和劳工的身份迁到欧洲人的农场和庄园，或前往类似内罗毕的城市地区寻找工作。到1918年一战结束时，渴望廉价农场劳工的欧洲移民成功地说服殖民政府采取措施，强迫非洲人在农场工作。”
“这些措施包括向非洲人征收新的、更高的税收，这迫使贫穷的非洲人不得不在移民农场上工作，以支付税收。当时，移民已经在保护地取得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该领土也在1920年转变为殖民地，并更名为肯尼亚，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推举一名英国总督（Governor）管理肯尼亚殖民地。非洲黑人没有选举权，在议会中也没有代表，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才有小部分黑人被提名进入立法会。殖民地内少量的亚洲和阿拉伯人在20年代得到几个立法会席位。”
在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在肯尼亚建有军事基地，以打击非洲大陆的德国军队，在1918年达成停战协议前，英国军队的进展一直都很顺利。
1921年，欧洲雇主试图削减当地人的工资，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工人们在内罗毕的一个居住区内举行会议，对欧洲实业主和工厂主计划削减工资，拒绝提供住房、食物和药品等基本生活需求表示不满。
这一会议诞生了青年基库尤人协会（Young
Kikuyu
Association），这是肯尼亚第一个完全由非洲人组成的政治组织，这一组织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以抗议占领了肥沃地区的欧洲移民。结果领导人哈里·苏库（Harry
Thuku）在1922年3月被捕，并被流放数年。
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一协会，因为他们强化了反对土地转让、税收和劳工法律的运动。为了回应移民施加的压力，殖民政府宣布他们将在1923年控制“非洲土著的利益”。
1925年建立起本地委员会，旨在协助殖民政权管理非洲人。这些委员会由当地酋长运作，而酋长在基库尤人传统的领导等级制中几乎没有地位。
肯尼亚首任总统乔莫·肯雅塔（右二）与坦桑尼亚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左三）、乌干达领导人米尔顿·奥博特（左四）
另一方面，青年基库尤人协会重组并改名为基库尤族中央协会（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KCA），当时名为约翰斯通·卡莫瓦·恩根吉（Johnstone Kamau Ngengi）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担任秘书长。1929年到1931年间，肯雅塔两次前往英国传达非洲人民的不满，并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联合议会委员会上分享基库尤族中央协会的观点。然而他并没有成功，在1946年以前不得不远离肯尼亚。
在肯尼亚，基库尤族中央协会在1940年正式被禁，因为这一组织成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基库尤人的宣传阵地。康巴人和泰塔人（Taita）在1930年代后期也成立协会表达不满。
在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尼亚再次成为重要军事基地，这次军事活动的重点是打击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意大利殖民地，这些军事行动都很成功。
非洲人包括肯尼亚人在内，作为国王非洲步枪团（King’s
African
Rifles，KAR）以及其他军团的一份子，在军队中服役。将近98000名受训的非洲民兵（askaris，斯瓦西里语中的军官）因其贡献而得到奖偿。这些人是非洲民族主义的火花，开启了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激烈斗争。
肯尼亚宪法组织（The
Kenyan Constitution
Organization）的网站上写到，“战后肯尼亚历史表明：此前在国王非洲步枪团中积累起社会经济财富的军事人员寻求中产阶级特权和工作机会，并开始挑战与殖民秩序的关系。国王非洲步枪团服役的经历和一支现代化的肯尼亚防卫军使当时的非洲人形成独特的社会认知，这在战后寻求国家独立时发挥重大影响，肯尼亚也不例外。”
争取独立的和平与暴力斗争
肯尼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持续了20年。1944年，肯尼亚非洲人联盟（Kenya African Union，KAU）成立，这是肯尼亚第一个非洲民族主义者组织。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立即要求获得高原的使用权，而其中大部分地区都被欧洲移民占据。
肯雅塔在1946年下半年回国，成为了无可匹敌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并在1947年中期当选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主席。他的目标是将肯尼亚支离破碎的政党整合进联盟，而只有允许扩大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领导权才有可能实现。
1950年，卢奥族（Luo，肯尼亚第二大族群）领导人的加入使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得到发展。1951年，联盟在全国拥有超过15万名成员。该组织成为大规模行动的首要催化剂，并在短短的10年里取得政治至高权。
肯尼亚斗争运动中最血腥的事件由名为茅茅（Mau
Mau）的秘密会社发起。他们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基库尤部落。直到今天，“茅茅”这个名字的意思仍是一个谜。他们和肯尼亚非洲人联盟有着一样的目标——土地权，基库尤人非常重视土地所有权，但被人为剥夺以及被移民无视。他们希望获得的权利还有：政府中的代表、更高工资和安全的工作条件。由于缺少所有权和自己的声音，他们发起这一运动迫使政府倾听。
然而当基库尤派系内讧时，这一运动导致了数千非洲人的伤亡。1952年10月7日，茅茅运动暗杀了瓦鲁休大酋长（Senior
Chief Warihiu）。1953年，英国人为了报复，在3月查禁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并囚禁肯雅塔及其他五位领导人后，又将肯雅塔判处7年监禁。
他们六人被关在一个名为卡彭古里亚（Kapenguria）的地区，因此被称为“卡彭古里亚六人”（the
Kapenguria
Six），这一原本用来阻止暴力活动的措施并未见效。就在这一时期，殖民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利用戒严法审讯、扣押了数千名基库尤人。茅茅让其战士许下誓言，并将男人、女人和孩子与这一事业捆绑在一起，并确保他们的忠诚。
这一组织主要由二战退伍老兵、城市工人、失业者、劳工、工会成员等前线人员以及为其提供食物、药品、武器和情报的代理人组成。他们攻击殖民邮局、警察局、欧洲人定居点和农场，同时惩罚他们眼中的非洲叛徒。双方都有大量人员伤亡。茅茅运动令人畏惧的领袖是德丹·基马蒂（Dedan
Kimathi），他在1956年被捕，并于次年被处决。
到了1956年，政府正在寻求有效回应茅茅叛乱的方法，严重暴力事件正在减少，但是紧急状态到了1960年才被取消。在紧急状态期间，政府正在寻求对进行中的茅茅叛乱采取有效的回应。与其他非洲殖民地起义不同，茅茅运动没有来自肯尼亚以外的物质或财富支持，这是非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起义。
宾夕法尼亚大学称，“非洲代表迅速跟上。在1957年，通过受限的特许权，非洲人以选举方式进入立法会。一名卢奥族商会人员汤姆·姆博亚（Tom Mboya）与其他非洲人一起被提拔到部长职位，但是他们拒绝承担官职。”
1960年1月和2月，一场立宪会议在伦敦举行，通过的过渡宪法将政党合法化，并给予非洲人在立法会中的多数席位。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KANU）随后宣布成立，坚决要求重新分配高原地区土地。因当时肯雅塔还处于监禁中，姆博亚和詹姆斯·吉丘鲁（James
Gichuru）出任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其他的非洲政治人物，包括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在内，担心基库尤族和卢奥族的主导地位，倾向于建立一个联邦制政府，于是他们组建了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KADU）。
1961年8月，获释的肯雅塔出任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组建了一个多党派政府。1963年5月立法会选举举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大获全胜，肯雅塔当选总理。
根据肯尼亚宪法组织网站的说法，“新宪法由英国人和一些当地政治家共同起草。这一宪法于1963年生效，并立刻终止英国在肯尼亚的殖民统治。”
后殖民时期
肯雅塔执政时期
1964年肯尼亚成立共和国，肯雅塔出任第一任总统，奥金加·奥廷加担任副总统。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的其他成员投靠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这使得肯尼亚本质上成为一党制国家。肯雅塔和奥金加·奥廷加之间的友好伙伴关系没有持续很久，后者在1966年辞职并建立肯尼亚人民联盟（Kenya
People’s Union，KPU）。
政府不承认肯尼亚人民联盟是注册政党，因此议会议长将其视作反对党，并通过宪法修正案，要求选举产生的议员在转换政党时需要放弃议会席位，并举行替补选举。这一选举的时间被定在1966年。
1969年，姆博亚被暗杀。有谣言称凶手是基库尤人，这被卢奥族当作是对自己的攻击，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双方紧张气氛升级，并在1969年10月到达顶峰。
肯尼亚人民联盟被禁，而主要领导人奥廷加及其他七名成员被捕。这一禁令标志着肯尼亚回归单一政党体制。1969年12月的选举中，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许多元老遭遇大清洗，这一革新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
1974年，肯雅塔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第三个总统任期，然而在1978年8月，他以82岁的高龄在办公室去世。副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继任总统。
莫伊执政时期
1982年6月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通过法律确认一党制，莫伊执政24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一体制之下。同年8月，由于媒体审查和政治拘留的增加，肯尼亚空军发动军事政变未遂。与政变相关的奥廷加立即被处以软禁。
肯尼亚的紧张氛围并没有缓解，政府内部的被迫害妄想症也愈发严重，宪法事务部部长（Minister
of Constitutional
Affairs）查尔斯·恩琼乔（CharlesNjonjo）在接下来几年里被莫伊指控通过外国干预谋求总统大位，因此在1983年6月被迫辞去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1983年9月，莫伊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当选第二个总统任期，这在接下来几年里引发了愈来愈多的异议。
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称，“学生动乱和宣传手册导致了内罗毕大学的关闭。政府感受到了左翼反对集团——姆瓦肯尼亚（Mwakenya）（斯瓦西里语中的解放肯尼亚民族主义者联盟，Union
of Nationalists to Liberate
Kenya)的威胁。1986年3月初，不少议会成员因被控与这一组织相关而被捕。同年，无记名投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初选中的“排队”（line-up）投票，即在赞成的候选人后面排队而不是投票的方法。1986年12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扩大了总统在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包括有权解雇总检察长。莫伊预见到1988年3月大选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在2月解散国民大会，并释放10名政治犯。同月，莫伊取消公开初选，并宣布立即举行总统大选。当在选举中面临姆瓦肯尼亚和肯尼亚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Kenya，NCCK）的竞争时，一份肯尼亚全国教会理事会的出版物被查封，主编被判入狱9个月。交通和通信部长因公开批评选举舞弊而被迫辞职，并被开除出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1988年7月，新的宪法修正案允许总统罢免高级法官。此外，未经审判而可进行的扣押时长从24小时增加到14天。”
在20世纪90年代，反对势力不断壮大，并在1991年出现了多党体制。1990年8月，奥金加·奥廷加组建了恢复民主论坛（Forum
for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FORD）。1992年初，姆瓦伊·齐贝吉（MwaiKibaki）领导的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和奥廷加的恢复民主论坛成为两大反对党。
根据肯尼亚宪法组织网站的说法，“美国要求莫伊开启多党制改革，并取消他的压迫政策，这些在冷战期间切实有效的政策曾被美国无视，但共产主义垮台之后就失去了存在意义。”
1992年，恢复民主论坛举行了22年来的第一次公开集会，而西部地区爆发内乱。暴力事件一直持续了两年，导致超过2000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内乱期间，政府还不得不应对因索马里和苏丹南部地区战乱而涌入的大量难民。
尽管有许多反对政党存在，但由于选票分散，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还是赢得了更多的议会席位，莫伊在1992年和1997年两次连任成功，但总投票率低于36%。
由于不断加大的国际压力以及反对党之间的联合，莫伊在2002年选择下台，齐贝吉当选肯尼亚第三任总统。
齐贝吉执政时期
与管控严格的莫伊政权相反，第三任总统的特点是“不干涉”（hands-off）。他在总统任期中的亮点是“2030年愿景”(Vision
2030)发展规划的提出、基础设施增加和工业化、向东看政策以及2010年的新宪法。而不足之处则在于深陷腐败丑闻、1500人在2007年选举中因部族冲突丧生。他成功地将政权移交给现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即第一任总统肯雅塔之子。
2004年11月，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接受ABC新闻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采访时表示所有在世人物中，他最想见到的是齐贝吉，因为“肯尼亚政府决定取消初等教育费用。”
克林顿补充说，通过提供免费义务初等教育，齐贝吉的决定在年底前就会比任何总统都能影响更多的人。在免费教育计划下，有170多万学生于年底前在学校注册。据新世界百科全书（New
World Encyclopedia）称，克林顿的愿望在2005年夏天访问肯尼亚时得以实现，他与总统齐贝吉在7月22日会面。
据齐贝吉儿子所言，2010年宪法是他最大的成就。齐贝吉成功地通过全民公投，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对肯尼亚的政府和制度进行改革。关于齐贝吉的历史仍在书写，将在接下来几年中会有详细的分析。
肯尼亚与中国：历史与现在
中国和肯尼亚的未来早在14世纪就已交织在一起，这一关系现在也没有改变。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一篇文章里这么说，“中国与非洲最直接的历史联系是14世纪中国的船队到达非洲东海岸，尤其是到达属于现代肯尼亚的部分地区。这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肯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非洲中心。”
新非洲杂志（The
New African
Magazine）说，“现有中国历史档案显示，郑和拜访了马林迪的素丹——这是当时海岸最强大的统治者，也就是如今肯尼亚东部。双方可能在曼布鲁伊（Mambrui）会面，这是一个马林迪北部的小村庄，因为记录称当时会面的城镇位于河口地区。据称郑和的船队带走一只长颈鹿作为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但船只在返航途中沉没。没人知道沉船的确切位置，但一些专家推测事故发生在马林迪海岸或者拉穆岛附近的海域。但也没有人可以确认沉船是否属于郑和船队。”
肯尼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不是唯一遭受英国破坏性影响的国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阅读材料《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42））与外国入侵》（The
Opium War (first Opium War (1839–42)) and
ForeignEncroachment）一文中，英国也破坏性地影响了中国，“18世纪发生的两件事使得英国很难在与东方的贸易中保持平衡。第一，英国人成为了饮茶民族，因而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天文数字般地上升；第二，中国北方的商人开始将中国内陆的棉花运往南方，与英国用来支付茶叶消费的印度棉花发生竞争。为了防止贸易不平衡，英国试图向中国销售更多的自主产品，但对长期习惯于棉褥和丝绸的国家来说，厚重的纺毛织物没有太大的需求。”
“而到了17、18世纪，越来越多孟加拉的鸦片被销往中国。随着鸦片供应的增加，自然而然中国对鸦片的需求和使用也增加了，尽管中国政府和官员多次禁止鸦片。英国尽其所能地扩张贸易：他们贿赂官员；帮助中国人制定详尽的走私方案，以将鸦片运往内地；将毒品作为免费的药物样品分发给无辜的受害者。中国损失惨重。毒品削弱了大量人口的体质（一些估计称19世纪晚期，10%的人口有规律地使用鸦片），而白银开始流出中国，用以购买鸦片。中国后来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鸦片贸易。”
最早在肯尼亚落脚的中国商人是为了寻找贸易途径，就和今天一样，而肯尼亚人当时和现在都承担着责任，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
和津巴布韦、南非一样，肯尼亚有着大量影响了独立期间一些政策的（白人）移民。“肯尼亚经济、文化和社会标准的历史证据来自于1888年至1963年的英国统治。在1915年，政府做出让步，将定居者的土地契约从99年延长到900年。通过白人移民的自由企业（指那些享有自由创业权、经营权、交易权及支配和处置财产权的企业），这成为了一种土地资本主义，在这一结构下，照顾白人移民土地的工人既不能购买也不能管理土地。”宾夕法西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这么认为。
产量最高的地区仍然属欧洲人所有，因此需要新的方法开发国家，并保证大众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食物，还要减少贫困，提供住房。
历史是关于知识的获取，利用获得的信息做有意义之事。“2030年愿景”描述了肯尼亚政府计划为所有肯尼亚人的赋权而发展，届时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等大多数可行途径，能够共同促成积极、持久的结果，而不必丢失公民的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