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空间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我国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和推动作用 

（一）投资是短期扩大需求拉动GDP增长的核心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03～2022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8.3%，仅次于消费贡献率50.1%。比较而言，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且总体呈下降趋势，难以发挥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起到是基础性支撑作用；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出口需求形成此消彼长的格局，特别是在经济下滑、外需下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推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如2008年底，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极大地带动了社会总需求。2009年和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4%和-6.8%，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40.6%和25.3%，而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分别为95.2%和81.5%，分别拉动经济增长8个百分点和6.7个百分点，促使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详见图1）。当前，总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消费倾向处于历史低位，储蓄率明显上升。作为推动增长、扩大内需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相比消费和出口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可控性，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带动就业和消费，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复苏。

（二）投资是长期优化供给推动GDP发展的物质基础
全球所有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起飞期的一个共同规律是高投资，固定资本形成率普遍达到40%左右。不仅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总体处于下降区间，从2010年的4.5%下降到2021年的3.1%；期间，高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百分比）都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分别从2010年的20.9%、31.2%、30.3%上升到2021年的22.3%、34.2%和32.6%。相比之下，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率则从2010年43.9%的高位波动下降到2021年的42%，体现出我国需求结构主动性优化的结果（详见图2）。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人均基础设施等仍远远落后，投资升级需求潜力巨大。

过度依靠投资的增长模式长期不可持续 

（一）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为主的投资结构，增长空间有限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最高。根据2019年调减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例分别为26.4%和21.9%，占投资总量的近一半。但是基建和房地产的增长空间都具有局限性，都属于不可再生设施，发展到一定的饱和阶段后，则再过度扩大新建项目必然会导致重复投资、低效投资、甚至无效的空转投资等，投资效率逐步减弱，投资收益降低。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均进入快速下行通道，分别从2018年的3.8%和9.5%，下降到2021年的0.4%和4.4%；2022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9.4%，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则同比进一步下降近10%。另一方面，超前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也使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都背上了过高的负责，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调控空间，抑制了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进而降低总需求，影响经济增长预期。

（二）以规模扩张为主的投资方式，投资效率进入下降区间
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建、扩建投资比重大，根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2017年的数据，新建、扩建投资占比超过85%，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占比不足15%；近年来这一比例略有上升，但据估算改建和技术改造的占比仅为20%左右[1]。这表明我国投资仍处于高速、低效的规模数量扩张阶段，具有较明显的经济增长方式外延扩张模式特征，长期以往必然导致投资效率下降。

衡量投资效率的主要经济指标为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反映增加经济产出所需要的投资增量，即投资与经济产出增量之比（固定资本形成额/国内生产总值增量）。增加产出所需的投资越低越好，亦即增量资本产出率越小，投资效率则越高。2003年以来，我国ICOR总体上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从2004年的2.64上升到2009年的5.16，2015年的6.37，2019年的5.64。疫情以来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12.33、4.03和8.50，表明我国投资效率较大幅度波动下降（详见图3）。

（三）我国民间投资占比较低，投资的社会效益发挥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占比基本在60%以下，2012～2022年民间投资平均占比为56.8%，呈波动下降趋势。民间投资同比增速由2013年的20%下降到2022年的0.9%，民间投资增速一直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显示出民间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不足、市场需求不振。由于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据统计，2021年民营单位城镇就业人员占比[2]为82.8%。因此，受民间投资不足等因素影响，投资拉动就业增长的整体社会效益逐渐减弱。2003-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量基本上成正比增长，即在投资增加的同时就业也会随之增加；但是2010-2016年，投资带动就业的效率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投资的就业弹性越来越小，投资的增加未带动明显就业的增加，就业呈现总量停滞的状态；2017年以来，就业逐年下降，到2020年疫情开始后快速下滑，投资增长未带动就业增加（详见图4）。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GDP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融资机制，积极扩大政府有效投资
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以专项债为主配套市场化融资机制做支撑，需要满足投资项目融资收益与融资成本自求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投资的现金流稳定、经济效益好的补短板项目逐渐减少，可选的次优项目普遍面临公益性强、收益低、现金流不稳定等问题，这就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投资周期偏长，专项债发行“难”与使用“乱”的局面并存，专项债增长空间有限，隐性债务难以杜绝。扩大投资需要进一步扩大政府债务规模，建议突破3%的赤字率红线增加中央政府债务，缓释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扩大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规模，将现有专项债中具有纯公益性或极少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置换为一般债，降低政府投资的融资成本；适当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支出领域范围，推动做好项目储备和立项审核工作，确保项目质量；推动完善银行信贷等市场化融资机制，加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力度，充分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等。

（二）改善投资环境，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我国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投资模式逐渐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须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为此，要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鼓励引导民间资本重点投入国家重大战略及补短板领域项目，进入医疗、养老、文体等社会事业领域。健全民间资本投资的法律制度体系，细化为资本设立“红绿灯”的投资规定，及时公开并更新禁止性投资目录清单。加强投资、财政、金融和土地等政策支持配合力度，持续加大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加强民间投资项目的融资保障，灵活运用政府资本金注入、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符合政策导向的经营性项目建设。

（三）优化投资结构，适度超前部署重点领域投资
从外部发展环境看，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地缘政治等因素也加速了经济逆全球化趋势，需要我国适应科技革命和全球供应链体系重构的变革，适度超前布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内部发展需要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内在要求优化投资结构、聚焦投资领域，超前布局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所急需的新型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支撑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基础网络。如，投资5G、充电设施、数据中心等信息类新型基础设施，为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提供基础设施体系；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融合类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重大科技、科教、产业技术创新等基础设施，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其次，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加大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有效投资，打造重点领域产业链竞争优势。再次，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时避免重走房地产拉动增长的老路。

（四）加大监管力度，防范投资项目风险隐患
扩大有效投资必须加大投资的监督和管理，避免进一步形成无效投资，阻碍经济发展。如，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严格投资项目审批，避免一哄而上，单纯铺摊子、上项目、占指标；避免因投资过热造成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避免“未批先建”“边建边批”，有序推进项目建设。量力而行严格投资项目资金筹措管理，避免走高负债投资的“老路”；严禁违法违规举债，不顾实际、盲目投资，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投资项目审计力度，在项目前期准备、建设实施、竣工决算和成果移交等各阶段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全过程审计，防止政府投资领域资金使用损失浪费和违法违纪，促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注：
[1] 2018年以来中国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分建设性质的投资额，仅公布比上年增长率。
[2] 民营单位就业占比是指，城镇就业人员中除国有单位、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以外的城镇就业人员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