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国家与非洲经贸合作

海湾国家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是近十年来全球南方内部最具活力的跨区域合作板块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美元撑起的“援助外交”，到2010年后特别是2015年也门战争以来的“地缘经济转向”，再到当前以“港口-能源-矿产-金融”四位一体为骨架的深度结构性互嵌，海湾—非洲经贸关系已经完成了从“资本输出—资源回流”的浅层互补，向”战略资产—产业链—安全网络”深度捆绑的历史性跃迁。

历史演变：从红海贸易到战略介入

海湾国家与非洲的经贸联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地理上，双方隔红海与亚丁湾相望；文化上，伊斯兰文明自7世纪起便沿香料之路向东非海岸传播，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文化在非洲之角扎根最深。这种历史—宗教纽带构成了双方早期经贸往来的底色。

（一）历史根基：宗教纽带与早期贸易
海湾与非洲的历史联系可追溯至古代。红海与印度洋作为天然通道，促进了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之角之间的商品交换、移民往来和文化交流。公元7世纪，非洲成为伊斯兰教向外扩张的首个地区。 阿拉伯商人通过香料之路与东非海岸建立密切联系，交换香料、象牙、黄金等商品，并推动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传播。19至20世纪西方殖民扩张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非内陆和南部非洲，成为非洲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目前非洲约40%至45%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呈现由北向南扩展的态势。

（二）援助外交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010年）
20世纪70年代石油繁荣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凭借丰厚石油收入，开始通过对外援助在非洲拓展影响力，受援重点为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人口较多的非洲国家。沙特发展基金（SFD）、阿布扎比发展基金（ADFD）、科威特基金等成为早期对非援助的主要执行者。这一时期的合作具有鲜明的”援助外交”特征，其政治意图在于争取国际支持、传播伊斯兰教义以及巩固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2022年，海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对非洲拨款约92亿美元，占其官方发展援助总支出的14%。

（三）战略转型阶段（2011年至今）
2011年中东剧变后，特别是2015年也门危机发生后，海湾国家对非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系列事件——包括中东剧变、伊朗核问题升温、2015年也门内战、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促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其周边战略环境。非洲，尤其是扼守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航运要道的非洲之角，其地缘战略价值急剧上升。海湾国家的对非政策实现了从“援助外交”到“战略介入”的深刻转型，介入手段从单一的经济援助扩展到军事存在、安全合作、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关键资源掌控和深度政治斡旋等多个维度。

进入2020年代，海湾国家进一步加速了对非洲的经贸布局。这一转向的核心驱动力包括：其一，全球能源转型压力迫使海湾国家寻求“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多元化路径；其二，非洲作为快速增长的市场与资源宝库，成为分散经济风险的关键方向；其三，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为海湾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发展现状：规模扩张与深度嵌入

经过十余年加速布局，海湾—非洲经贸合作在规模与结构两个维度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一）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海湾国家与非洲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2015至2024年，海湾国家与非洲贸易额从696.5亿美元上升到1720.3亿美元。其中，阿联酋对非贸易额占比达到约70%，稳居海湾国家首位。 海湾主要非洲贸易伙伴包括埃及、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摩洛哥、苏丹和厄立特里亚。

贸易结构上，海合会向非洲主要出口石油产品，从非洲主要进口矿产、农产品等。但在传统领域之外，贸易多元化蓬勃发展。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航空公司、港口运营商已成为非洲多国对外联通的关键节点。阿联酋正积极通过《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网络深化与全球的经贸联系。截至2026年2月，阿联酋已与毛里求斯、安哥拉、刚果（金）、刚果（布）、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签署了CEPA。

（二）投资规模迅猛增长
近年来，海湾国家对非直接投资显著增长，已成为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投资追踪机构fDi Intelligence的估算，过去十年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非洲累计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阿联酋以594亿美元居首，沙特阿拉伯256亿美元，卡塔尔72亿美元。 2024年海湾国家在非洲宣布了73个总值超过53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

从投资来源看，阿联酋已超越中国、法国和英国等传统参与者，成为仅次于中国、欧盟和美国的全球第四大对非投资国。 与此同时，2023年沙特承诺到2030年对非投资250亿美元，并提供100亿美元的出口融资和50亿美元的发展融资，用于促进非洲发展和开展对非合作项目。卡塔尔曼苏尔控股集团于2025年宣布将向6个非洲国家累计投资1030亿美元，重点布局矿产、能源、基建等战略领域。

从投资流向看，埃及是海湾国家最大投资目的地。2024年阿联酋对埃及直接投资高达350亿美元，涉及对拉斯埃尔赫克马（Ras El-Hekma）项目的240亿美元直接投资，以及将110亿美元存款转换为资本投资。其次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南非。从行业分布看，海湾对非投资主要流向建筑业（占比36.2%）和环境技术（占比31.7%），其次是能源、交通与仓储以及农业。

（三）侨汇与劳务合作
受经济用工需求驱动，非洲前往海湾国家务工的移民规模持续扩大。海合会各国建筑业、医疗等核心行业急需劳动力，而非洲务工人员则被更高薪资待遇所吸引。2022年，中东地区是非洲海外侨汇的核心来源，占非洲全部侨汇流入总额的27%，高于西欧的23%。埃及是非洲侨汇第一大接收国，全年侨汇总额约32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与肯尼亚。 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已成为许多非洲精英阶层的商业、医疗和度假目的地，加强了社会上层联系。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有超过21000家非洲公司在阿联酋运营，利用其战略位置、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对投资者友好的环境来进入全球市场。 

特点分析：战略驱动与系统布局

海湾国家与非洲关系从传统援助关系走向深度结构性互嵌，成为当前全球南南合作中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呈现出四大鲜明特征。

（一）战略动机的多元化和复合性
海湾国家对非经贸介入并非单一目标驱动，而是安全、经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目标的复杂交织。经济上，海湾国家寻求资源、市场和投资回报，服务于“后石油时代”经济转型（如沙特“2030年愿景”）；安全上，旨在控制战略通道（曼德海峡、红海）、打击极端主义、建立战略纵深；政治上，意在扩大影响力、塑造地区秩序、与竞争对手（伊朗、土耳其）博弈。海湾国家的行动呈现出高度的系统性和规划性，阿联酋尤为典型——其战略综合运用经济投资（港口、矿产、能源）、军事存在（基地）、外交调解、发展援助等多种手段，在非洲之角、红海沿岸和非洲主要经济体构建了一个相互支撑的战略网络。

（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深度绑定
海湾国家的对非战略绝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典型的“地缘经济”实践。每一项重大投资（尤其是港口、矿产、农业）都同时承载着经济收益、资源安全、供应链控制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拓展等多重目标。雄厚的资本实力是海湾国家最核心的优势。其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开发性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将投资、援助、贸易优惠等经济手段作为实现政治与安全目标的杠杆，形成“以经促政、以经换安”的模式。以港口投资（兼具商业与潜在军事功能）为先导，以军事基地为支点，以军事援助和安全合作为纽带，海湾国家（特别是阿联酋）正在非洲之角及沿海地区构建一个“珍珠链”式的安全与商业存在网络。

（三）政策模式的差异化与竞争性
海湾国家对非合作主体以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构成核心三角。沙特更注重宗教领袖角色、传统联盟和对抗伊朗，如今更多依靠软实力与经济外交，借助伊斯兰世界传统领导地位与发展援助提升影响力。阿联酋更具商业进取性、军事野心和务实主义，采取国家主导、风险偏好型策略。卡塔尔对非策略是经济优先与外交雄心之间的平衡，在非洲采取软实力路径，侧重冲突调解和棕地投资。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之间在非洲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竞相争取盟友、投资标的和政治影响力。这种差异导致海湾国家在非洲事务上时而协作，时而激烈竞争，甚至支持对立派别。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面临共同利益（如对抗伊朗影响力、维护逊尼派主导秩序、确保航运安全），有时会进行协调。非洲国家则利用这种竞争，推行“对冲”和“平衡”策略，从多方争取投资和援助。

（四）聚焦“非洲之角”向全非洲拓展
非洲之角因其扼守曼德海峡、亚丁湾、红海等重要国际航运水道，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地区，更成为海湾国家的战略纵深地带。同时，海湾国家的利益网络正稳步向资源丰富的西非、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延伸。阿联酋不再局限于传统东非利益圈，重点进入安哥拉、刚果（金）、赞比亚、南非、塞内加尔、几内亚等资源国。卡塔尔2025年宣布1030亿美元对非投资计划，直接覆盖刚果（金）、莫桑比克、赞比亚、博茨瓦纳、布隆迪、津巴布韦、坦桑尼亚。沙特突破北非与东非，进入南非、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纳米比亚。

合作方式：多元手段与系统嵌入

海湾国家对非经贸合作已形成系统化的方式体系，其核心是”港口—能源—矿产—金融”四位一体的战略网络，辅以多种金融工具与制度载体。

（一）港口与物流：控制贸易通道
控制港口、物流等贸易通道和物流节点是海湾国家对非经贸合作的核心战略。阿联酋港口扩张战略构建了一条环绕非洲之角并延伸至西非的“珍珠链”。迪拜环球港务（DP World）在非洲运营6个港口，并在包括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埃及、莫桑比克和南非在内的9个国家开展业务。阿布扎比港务已将业务扩展到几内亚、埃及和安哥拉等战略市场。海湾国家的目标是借力快速增长的非洲内部及对外贸易，牢牢掌控非洲关键进出口节点——特别是连接非洲与中东、亚洲、欧洲的物流通道。阿联酋港口扩张战略构建了一条环绕非洲之角并延伸至西非的“珍珠链”。

（二）能源与矿产：锁定战略资源
能源与关键矿产是海湾对非投资的重中之重。海湾国家国有企业（如沙特阿美、卡塔尔能源、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利用其专业技术，在从北非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油气项目中扩张。与此同时，为实现本国经济转型和科技雄心，海湾国家竞相投资非洲关键矿产资源（锂、钴、铜、稀土等），皆为“后石油时代”的战略资源。沙特通过国家矿业公司（Ma’aden）及公共投资基金（PIF），持续加大对铜、钴、磷酸盐等资源的股权投资，并尝试将部分下游加工环节引入本地。这一做法明显不同于传统的”资源换收益”模式，更强调对产业链上游安全与中游加工能力的控制。

（三）清洁能源：布局绿色转型
作为“双重转型”战略的一部分，海湾国家加大对非洲可再生能源投资，并高度关注非洲巨大的绿氢潜力。据清洁空气工作组（CATF）2026年报告，自2022年以来，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及半政府实体已在非洲宣布了超过175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承诺，多采用直接投资模式，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新范式。 阿联酋通过马斯达尔和阿布扎比发展基金等实体扩大了其清洁能源足迹，投资北非、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绿色氢项目。在 ACWA Power 和沙特发展基金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也同样加大了活动力度，特别是埃及、南非和摩洛哥等国的大型可再生能源和氢能项目。

（四）农业与粮食安全：保障本土供应
海湾国家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是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阿联酋在安哥拉、苏丹、乌干达租赁土地种植粮食、发展畜牧供出口；预计未来五年在摩洛哥投资15亿美元改善灌溉与农业技术。沙特在埃及投资超12亿美元提升小麦产量，并与苏丹、肯尼亚等国开展农业合作。 卡塔尔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开发土地种植水稻、玉米，其慈善机构在索马里开展可持续农业与畜牧项目，兼顾本地民生与自身粮供。

（五）金融与产业投资：资本深度介入
海湾国家将金融资本与外交、发展援助向结合，“金融-外交-产业”联动模式使其在非洲复杂环境中具备一定比较优势。海湾国家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牵头，在非洲进行大规模的金融与产业投资。阿联酋通过其主权财富基金ADQ牵头，向埃及拉斯埃尔赫克马项目投资350亿美元，这是埃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定向投资、合资合作及设立多种金融机构，海湾国家在非洲银行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卡塔尔国民银行（QNB）是西非跨国银行（Ecobank Transnational Incorporated, ETI）的第二大股东。总部位于巴林的阿尔巴拉卡集团（Al Baraka Group） 在非洲提供全面的伊斯兰银行服务，促进了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工具在这些地区的普及。阿联酋马什雷克银行在非洲与海湾地区的贸易融资和基础设施融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沙特发展基金（SFD）、阿布扎比发展基金（ADFD）等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优惠贷款、财政支持与技术合作降低项目的政治与社会风险。

（六）制度性框架与多边合作平台
近年来，海湾国家与非洲关系正从“项目驱动”走向“制度驱动”。2025年7月，科特迪瓦在阿比让正式发起了“海湾—非洲战略伙伴关系倡议”（GASPI），并宣布首届“海湾—非洲峰会”将于2026年12月在阿比让举行。这一倡议标志着双方致力于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合作框架。从双边合作网络来看，阿联酋与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目标使阿联酋成为非洲与世界的贸易门户； 2023年11月首届沙特-非洲峰会，标志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战略互嵌、全面合作的新时代。

结语

海湾国家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经历了从历史宗教纽带、到援助外交、再到战略介入的深刻转型。当前，这种关系呈现出战略动机多元化、地缘经济与政治深度绑定、主体差异化竞争、空间全域化拓展等鲜明特征。合作方式也从单一的资源获取或项目投资，升级为围绕港口、能源、矿产、金融、农业等领域的系统性产业链嵌入。海湾国家正通过“港口—能源—矿产—金融”四位一体的方式，将非洲逐步纳入自身全球产业与投资版图之中。这种深度互嵌既为非洲带来了急需的资本与多元化选择，也伴随着地缘竞争加剧、外部干预深化等复杂挑战。无论如何，海湾国家已成为非洲大陆不可忽视的重要外部经济力量，双方的经贸合作正在深刻重塑非洲的地缘经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