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自主、大国竞争与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能竞赛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发展竞赛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海合会国家是近几年加入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后来者。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基础设施对追求经济发展转型的海合会国家具有巨大吸引力，它们迫切希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推广，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弯道超车”。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获得了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竞赛也正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激烈展开，其前景将主要受到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和外部大国竞争两大因素的综合影响。

海合会国家人工智能竞赛的影响因素

作为连接全球能源、资本与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地区，海湾地区日益成为人工智能竞争区域扩散与大国互动的重要场域。近年来，阿联酋与沙特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激烈竞争，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能市场也成为中美竞争的关键舞台。美国和中国企业都在该地区争夺市场，美国也努力将海湾盟友纳入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体系。由此，海湾国家被卷入大国人工智能竞争大潮之中，这使该地区的人工智能竞赛呈现出国家发展愿景、地区内部竞争与外部大国竞争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然而，在内部发展竞赛与外部大国竞争双重压力之下，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能竞赛面临着日益升高的政治化、安全化风险。

理论上，中小国家参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竞争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外部大国竞争与东道国的战略自主这两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应于体系结构、国家单元这两大因素，进而决定了其应对策略。海合会国家自然也不例外。

一方面，在国家转型与发展愿景驱动下，近年来海合会国家战略自主性明显上升，地区国家领导人的因素加强了战略自主动力与努力，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相互间争夺增强。在选边站队与政治化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不断探索中间道路，同时与美、欧、中等各方企业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总体来看，海合会国家对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经济安全化、意识形态化的反感增强，国内政治和战略自主对中东国家的影响日益显著。因此，体系压力下的战略自主成为影响海合会国家人工智能竞争战略及其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美国认为，盟友必须使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否则其就会转向竞争对手，这对于维护和扩展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并可降低盟友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依赖。在此背景下，争夺人工智能海外市场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美国对中国与其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也日益敏感。从实践来看，中美大国竞争无疑已扩散到海湾地区，中美被视为海湾地区人工智能竞争的主要外部参与者，也是海湾国家在该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相对于中国更为市场导向的开放合作，美国致力于将人工智能联盟化布局延伸至中东和海湾地区。

总之，海湾地区的人工智能竞赛既受到海合会国家战略自主的推动，更深受大国竞争这一体系结构因素的重大影响。一方面，战略自主为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其人工智能发展与竞争态势受到其政策自主性和领导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海合会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大国竞争，特别是美国日益增强的胁迫外交，推动了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竞赛的复杂化。在此背景下，战略自主既有助于抵制外部大国竞争的影响，又受制于大国竞争这一体系压力，两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能竞赛态势及其前景。

战略自主与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能竞赛

近年来，海合会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与能力不断增强，加之经济多元化与全球能源转型的驱动，其日益重视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投入最热衷的国家群体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不断升温，海合会国家不甘心只在“夹缝中生存”，开始进行技术自主的努力，试图从“追随者”成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而这种日益增强的战略自主性在推动海合会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雄心与赶超行动的同时，也刺激了它们之间的人工智能发展竞赛，特别是沙特和阿联酋两国之间。阿联酋和沙特均致力于追求地区人工智能的区域领导地位，拥有最终建成世界级人工智能中心的战略雄心，并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赛。2025年4月，在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的评估报告中，阿联酋、沙特被列入了“人工智能竞争者”类别，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等顶级人工智能“先驱者”水平的第二类国家。总体来看，阿联酋、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已崛起为全球人工智能的重要市场与新兴玩家。

从实践来看，海合会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政治意愿、经济能力和能源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均制定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并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构建本土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地区人工智能领域竞赛日新月异。首先，海合会国家加强人工智能顶层设计，纷纷发布人工智能战略规划，率先设立相关专门机构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发展。所有海合会国家都基于本国国情制定了本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规划，并将之作为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方向，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技术应用落地，并努力加快自身技术发展和摆脱对外部大国的技术依赖。特别是沙特和阿联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行动和投资布局引人瞩目。

其次，海合会国家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加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提升技术自主水平。近年来海合会国家依托主权财富基金先后设立多家人工智能开发基金和投资公司，资金规模动辄高达千亿美元。阿联酋2018年成立人工智能大型企业G42，2024年成立人工智能投资公司MGX；沙特于2024年成立了规模相当的人工智能投资企业Alat，专注于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投资。阿联酋和沙特在吸引相关投资、争夺科技巨头落户等方面也暗中较劲，沙特和谷歌建立大型研发中心，阿联酋与微软、Meta、OpenAI扩大业务。海湾国家还依托自身优势积极吸引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加盟。2019年，阿联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大学——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沙特则将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打造为人工智能研发的前沿阵地。阿联酋政府出台了人工智能人才搜寻计划和“100万阿拉伯编码员”计划；沙特计划到2030年培养2万名数据和人工智能专家，其中包括5000名人工智能科学家，还连续多年举办了全球人工智能峰会。

最后，沙特和阿联酋全速推进本土芯片、算力和数据中心建设，争夺人工智能中心地位。近年来阿联酋、沙特竞相开发大型语言模型，阿联酋推出的“猎鹰”（Falcon）大模型被认为是全球最先进的开源大模型之一。沙特于2024年宣布投资设立了先进人工智能中心、国家半导体中心，2025年人工智能公司Humain开始建设该国第一个数据中心。据统计，海合会国家已建成数据中心112个，还有74个正在建设之中；其中阿联酋的数据中心总容量超过400兆瓦，占到45%。这反映了沙特、阿联酋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寻求自主性的意愿与努力。

大国竞争与海湾地区的人工智能竞赛

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竞争态势来看，美国总体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也有自身的特色与优势。从国际合作来实践看，海湾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更依赖美国技术特别是半导体芯片，与美国企业的合作更加紧密，同时也坚持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海湾地区成为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出海的重要目的地，美国企业对加强同海合会国家的合作有着强烈的兴趣，试图从地区国家获得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巨额投资和能源资源。英伟达、微软、OpenAI等美国企业极力游说美国政府重视和加强海合会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布局中的角色，认为海湾地区是实现算力外延部署的理想选择。

中国和海湾国家均拥有发展人工智能的强烈意愿，希望以人工智能赋能转型发展，资金、资源与技术等方面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近年来，腾讯、阿里巴巴、华为、海康威视和智谱等中国企业成为海湾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伙伴，为阿联酋等国的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能港口、智能交通系统和医疗设施建设提供解决方案，提供了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例如，华为致力于利用其先进技术为沙特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以满足当地独特需求。华为云计划五年内在沙特当地吸引20万名开发人员，与1000名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构建解决方案，并支持沙特的2000家初创公司。华为云巩固了利雅得作为中东关键人工智能中心的地位，推动了沙特的“2030愿景”。

美国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合作敏感度很高，利用芯片出口管制、技术合作援助或限制等多种手段，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力图将之纳入其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与联盟体系的轨道。在美国看来，一个由其引领的联盟应站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最前沿，在全球范围内管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部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阿联酋和沙特等海湾国家的配合至关重要。

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竞争政策来看，对技术外溢的安全担忧一度主导了美国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2023年，拜登政府开始明确限制向中东国家出口先进芯片，“防止中国从中东国家获取芯片”。2024年，美国最终迫使阿联酋人工智能投资公司G42和MGX切断了对华合作，全面转向与微软、OpenAI等美国企业合作。美国还希望将这一合作模式推广到沙特、卡塔尔等其他海湾盟友，打造覆盖面更广的人工智能联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改变了竞争策略，废除了拜登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正式取消了对海湾国家的芯片出口限制。美国转而将海合会国家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通过加强合作与深度绑定拓展自身主导地位和现实利益。2025年5月，特朗普访问海湾三国期间，美国与阿联酋启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阿布扎比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园区，成为美国大型人工智能项目“星际之门”在境外的首个落地项目，该园区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之一。2025年11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美，美沙两国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谅解备忘录》，准许沙特访问美国的人工智能系统，同时保护美国技术免受外国影响。美国通过深化与海湾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捆绑合作，希望在获取海湾投资的同时主导该地区的技术标准和生态系统，这不仅对中国与海湾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产生了冲击，也影响到地区国家的技术发展路径与面貌。

结语

海合会国家拥有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自主雄心，多数既拥抱美国技术，也不愿放弃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合作。基于不同的国家愿景规划和战略自主能力，海合会国家以追随或对冲等不同路径应对来自大国竞争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对美国的综合依赖使之难以采取完全独立自主的政策，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发展模式也存在隐忧。关键技术和标准都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不仅存在随时被“卡脖子”的风险，也极大地制约了海湾国家的自主创新空间。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如何保持战略自主，这是海湾国家必须思考的长远问题。

2026年爆发的美以伊冲突让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遭遇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特别是美国科技企业在中东国家的云服务和数据中心遭伊朗打击，伊朗还指控美军人工智能运用和通信联络借助了海湾国家的民用数据中心，威胁将之列为打击目标，凸显了与美国绑定的安全风险。未来，海合会国家参与人工智能竞争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将继续探索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布局和人工智能应用新场景。